加建封国的事暂时不敢提了，北伐之议也暂时搁置，那么朝廷理所当然要休养生息，要恢复国力，只是国策应该怎么走，是集中财赋于中央，继续增赋加税，以加强王国之利，还是让利于民，轻赋薄徭，让中土之民安居乐业？
这两种不同的国策走向涉及到“集权”和“分封”之争，中央和地方之争，中央若想阻止“分封”就必须遏制地方势力的发展。
在这种尖锐矛盾下，虽然中土之民至今还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并没有享受到中土统一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尤其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此起彼伏的叛乱和国民不堪重负有直接关系，但中央以北部疆域面临匈奴人入侵重压，南北战争中开战在即，中央财政无力支撑为借口，坚持增赋加税的财政集中政策，确保中央可以长期有效地遏制地方势力，继而以此来阻止“分封”扩大化，把帝国迅速推向中央集权的轨道。
咸阳为国策走向问题，从五月下一直争执到七月初，持两种治国理念的贵族集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始皇帝和李斯等坚持“集权”的贵族在廷议上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当前这种政局下，来自关东系的蒙氏等军功豪门和关东博士集团也站在了大秦本土贵族的立场上，也认为大秦应该休养生息，应该轻赋薄徭，利用目下国内外形势渐趋稳定的有利条件，全力以赴恢复国力。
随着时间的延续，地方封王、郡县官长和镇戍统率也逐渐加入到这场国策走向的争论中。无疑，地方官员当然要从地方利益出发，所以他们纷纷举起了“稳定”这杆“大旗”，以国民的困窘为借口，反对中央财政集中，反对中央对国民的横征暴敛，强烈要求中央让利于民，让国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继而赢得稳定和发展的有利局面。
形势对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越来越不利，但他们信念坚定，即便面对汹涌澎湃的洪流，也是岿然不动。
然而，中央的任何决策，最终若想得到忠实执行，并实现决策者的最终目的，那就必须赢得整个统治阶层的支持，至少需要赢得统治阶层绝大部分人的支持，假如帝国绝大部分贵族都反对中央的决策，那么决策肯定得不到忠实执行，决策者的目的肯定实现不了，甚至出现与决策者的目的背道而驰的现象，那对中央权威的打击就非常严重了。
七月下，武烈王宝鼎再奏始皇帝，详细阐述休养生息的必要性。
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所忧虑的不过是贵族们利用休养生息之策壮大地方势力，继而与中央形成对抗，最终迫使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形成割据自立的事实，导致帝国与中央集权这一基础国策渐行渐远。
宝鼎以当前形势为基础，给始皇帝做了一番预测。
宝鼎过去曾有预测，在帝国统一后的十年内必然爆发南北战争，所以他给了始皇帝五年的准备时间，这样在后五年内，帝国大军可以随时投入到南北战争之中。如今时间过去了三年，但直道修筑没有完成，国内形势尚不稳定，大秦至今没有做好南北战争的准备。
进行南北战争的前提就是国内局势的稳定，中土的统一。相比起来，直道修筑不算什么大事，北疆常备军和预备役加起来有近六十万，只要把部分军队投入到直道建设，就可以大大缩短建设工期和财政支出。
国内局势若想长期稳定，其关键不是咸阳政局的稳定，而是国民的安居乐业。
若先取之，必先予之。帝国国民尤其是关东黔首必须切身感受到帝国带给他们的统一的好处，他们才会认同帝国，才会守护帝国，才会为保护他们的亲人和财富而誓死一战，反之，假如他们像过去一样挣扎在死亡线上，整日面对的都是死亡的威胁，他们对大秦的仇恨会如日俱增，他们会仇恨秦人，会仇恨帝国，这样当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即便中央通过横征暴敛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但国内的矛盾也必然轰然爆发。
想像一下，当帝国的军队正在长城以北，正在大漠上与匈奴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国内矛盾突然爆发，各地叛乱蜂拥而起，甚至地方势力也乘机割据，帝国拿什么去镇压叛乱？中央拿什么去阻止诸侯分封？
假如南北战争在未来四五年后爆发，那么留给帝国的准备时间的确不多了，而备战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让帝国国民休养生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赢得他们的认同，这样当南北战争爆发，当匈奴人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要把他们重新打回“地狱”的时候，帝国的国民会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他们会在保护中土和保护亲人的呼喊声中，与帝国齐心协力、同仇敌忾、联手抗虏。
帝国的未来不在于中央的治国策略，而在于帝国国民的安居乐业。
帝国赢得了南北战争，赢得了功勋，赢得了权威，赢得了国民和军队的支持，试问，那时候即便地方势力强大了，又能强过中央吗？中央有几十万忠诚的将士，而哪一个地方势力会在未来几年内形成足以抗衡中央的武力？中央有千千万万的国民的支持，而哪一个地方势力会在未来几年内赢得整个中土庶民的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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