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长沙给邵树德的第一印象是什么，那肯定是湿热的气候了。
传闻柳公绰贬湖南时，他就以“湖南地气卑湿”为由，请求将母亲留在洛阳，不带去湖南。
又有“春或多雨，而夏至则疎，夏或过炎，而至秋不杀”，“三时皆成夏，一雨便如秋，言其地湿而多热”等说法。
简而言之，湖南春天就比较热了，夏天、秋天更是热得要死，也就冬天舒服——此时的湖南冬天，应该不像后世那般阴冷。
此时正是盛夏，邵树德年纪大了，便感到有些不舒服，草草接见了一批官员后，找了个相对阴凉的地方，休息几天再走。
秘书郎送上了有关湖南的各种书籍、账册，供其翻阅。
湖南境内，大致有两条主要水系，即湘水和资水，北边还有洞庭湖，水资源十分丰沛。
这个条件，按理来说非常适宜发展农业，可能不比江西差了。
但湖南有个致命的问题：土壤质量差。
“湖南地方民财，不与江西等。大抵美壤少而瘠田多。”
南宋真德秀亦提到“嗟尔湘人，为生甚勤，土瘠而硗，俗窭而贫。”
邵树德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倾向于认为是开发程度不够。
土壤为什么贫瘠？除了诸如“黑土地”这种天赋异禀、营养元素十分充足的土地外，其他土地都是需要“调教”的。
湖南开发程度不够，基础设施不完善，水灾频发等等，可能是重要原因。
所以说，泄压阀也不是随便就能当的，前期投入很大，要消耗海量的物资乃至人命。
这还是湖南，如果是岭南、安南甚至台湾，又该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反正邵树德是不会往南走了，长沙的湿热气候他都适应不了，更别说广州、桂州、邕州等地了。
但湖南的交通运输确实方便。
前唐藩镇割据时代，因为淮西老是叛乱，漕运受阻，荆襄水道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取而代之的是鄂州水道，并迅速进入黄金时代。
唐代宗时，鄂州一度成为东南钱粮转运的枢纽，专门负责转运钱粮的侍御史穆宁甚至加鄂州刺史的头衔，可见一斑。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湖南的各色商品经湘水航道北输，最终一样是在鄂州集散。
“气候、土壤、交通……”邵树德将文册都放在桌案上，闭目养神之余，默默思考。
其实，来了以后，他就知道湖南没有造反的条件，甚至整个湖广道都没什么造反的基础。老底子差，人烟稀少，物资不够充沛，怎么造反？
理解这一点后，他非常欣慰，开始认真琢磨起了湖南的未来。
采矿之类的都不急，就湖南这个薄弱的底子，干啥都不好使。现在最需要做的，其实还是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是湘水、资水两大水系的清淤、疏浚，提高航运效率。
任何时候，交通基础设施都是极端重要的。
交通方便，则政令畅通、调兵迅速。
交通方便，则商业繁荣、人文荟萃。
交通方便，还能充分发挥商品经济中的“比较优势”，降低物价，提高购买力。
湖南，朝廷不打算重点移民，但需要先把基础设施完善——主要是水运体系——然后可以坐看民间百姓的自发移民，把成本降到最低。
想到此处，他也不打算在长沙逗留了，决定休息调整完毕后，就沿着湘水航道北上，前往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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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二日，临行之前的邵树德召见了特地赶来述职的湖广道转运使李愚。
李愚是建极末上任的，年头也不短了。与翁承赞一样，即将升任江西道巡抚使。
能脱离湖广，前往相对富裕的江西，对他而言，是仕途上的重要一步。
高大的漕船航行在湘水之上，顺流而下，直趋洞庭。
邵树德走出了房间，来到甲板上透透气。
这是个阴天，还起着风，倒是驱散了不少热气，让他感到非常舒服。
“听闻李卿在过去几年一直忙活两桩事，一曰茶，二曰瓷，可有成效？”邵树德问道。
转运使并不仅仅负责赋税征收，事实上民政都归其管理，故邵树德直接发问。
“回陛下，臣在岳州新开茶园数千亩，司农寺亦派员前来协助，已有六七年，初见成效。”李愚答道：“瓷器之事，长沙铜官窑年久失修，荒废大半，战乱之中又损失了大部分工匠。臣遣人遍访乡里，将工匠都请了回来，拨款修缮，现有窑15处、陶工千余人。赤竹窑稍小一些，亦有九百陶工。”
湖南共有两大瓷窑。
其一为潭州铜官窑，位于长沙县，因当地盛产陶泥而兴建。初唐年间就开始生产青瓷，中唐时逐渐发展，晚唐时趋于鼎盛。
其二为岳州赤竹窑，位于岳州湘阴县，几年前刚搬到赤竹城一带，故得名。这个窑的历史比较悠久，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洞庭水匪邓氏兄弟占据岳州时受到严重破坏，现已恢复。
其实，这两大窑之间只相隔数十里，理论上来说位于一个窑区，使用的是同一片原材料产区，生产的产品都以青瓷为主。
李愚认真考察了江东、江西的产业，觉得湖广较为落后。
茶叶或可搞一搞（主要位于岳州），但不一定能竞争得过人家。于是，他把重点放到了瓷器上面，利用潭州、岳州交界处丰富的陶泥资源，花费大代价恢复两大窑的生产，对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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