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门与政治之说相成，其根基在于唯物之法，所谓唯物，不在功利，在于明识辩事，善于发现万物因循之理。。。。以最简明易直之道，求事半功倍之成效。。。。所谓物理、化学、数术之道，皆不出天道万物之循理，辟鬼神而见天机。。。唯世间求大道尔”
听得他的释义，小白颇有些赞许的点点头。
却见另一头，洛阳苑内监宁之远，小步喘着气爬上的城道来，靠近身边轻轻道
“殿下，议税的新章程已经出来了。。。”
哦，
小白一楞。
作为河北的变化，他是深有感悟的一员，要说河北最有钱的是谁，不是官府，也不是那些依靠战争抄掠发家的将士，而是那些做飞钱的商人，大量的财物经他们手消失不见，大量继续的兵粮物资在他们的周转润滑下，源源不绝供给官军，很讽刺的是，他们在地方的信用，甚至比朝廷的还要好用。许多人也是第一次发现，不用按照传统的惯例，大量征发民力物力，也能达到相应的目地，甚至效率会更高，
既然有这个本钱，朝廷又要用他们的能耐的时候，适当的姿态就不可避免了。因此东宫拒绝了这些人巨额的献金，所谓在商言利着是天性，从不会去那种亏本做的事情，仅仅以国家大义，指望他们平白无偿付出也不现实。
就如那位大人所说的，就算做好事也要体现出有好的结果来，最起码让其他人有可以看得到的回报，要不然都没人去做了。或者是名或者是利，或者是能让子孙荣耀的东西，起码让人觉得做了没有白做。
议税这个真是新鲜的名目，就在这个环境下诞生了。
河北要维持三大军的作战，实际上财政是就地供应，各地交纳的钱粮赋税，连同淮南、河南、河东三道解送的赋税，都是通过水路汴渠到达卞州，转陆路先缴到洛阳的含嘉仓城，由朝廷的度支转运大使登记造册，再转招讨行营配发出去，以供应河北道的安西北庭、河东、朔方，以及外道的河南、淮西、永平、宣武军节度使的衣粮，西北朝廷只在纸面上完成一个入库和分配的程序。朝廷在西北推行税制归一，也波及到河北。
但是这个时代商业税，就没这么简单了，因为商人到处行走流动的不确定性，让收税的具体操作变的很麻烦，城市里的坐商，还可以通过集市和店铺来收取管理费、占地费的厘金市钱，但是众多的行商，就只能通过设置一个个关卡来收取过路费。
但实际上效果并不好，还严重影响了正常流通，成为一个那历代难治的积弊。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人的原因之一，因为农民的人身关系直接与土地绑在一起，农税只要有土地和产出在那里，你就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相对统治起来，管理和榨取的成本比较低，也比较容易。
但是对商人的身家和财产就不好界定了，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按照管定九等户中高标准，收他们的人头税，如果商人不满意治下，就会移走财产大举出逃，造成地方的萧条和紧缺，再加上作为历代的官府，并不希望自己的治下，有太多这样的不确定因素。
于是一边有组织的抑并打压限制这个阶层，一边有意思的宣扬商人囤积居奇、为富不仁之类的负面化，也就不希奇了。要知道，官士农工商的五民阶级中，官是特权阶层，士包括文人和军人是国家暴力机构和文化阶层的重要组成，哪怕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和定居城乡中工匠，都比商人地位高，也更好管理和剥削。
而另一方面，
商人最大追逐利益化的本能，也很容易让他们成为社会舆论和道德层面谴责的焦点和对象，因此这个时代的商人是一个发杂的矛盾体，因为用商业聚拢财富的捷径，让他们比别人获取更好的享受，但另一方面社会地位的低下的传统，又使他们有了相当身家后，随时想摆脱这个身份，购买土地转换成农民阶层高级模式——大地主，或者直接捐官进入统治阶层。
河北现在虽然残破不堪，特别是洛阳，在前年被河北联军军士大肆焚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
但是另一方面的商业活动，在百废待兴的重建中，却是另一种畸形的繁忙，江南的稻米、布帛、河南的谷物、木材、铁器，随着蓬勃发展的节点式海运，大量涌进河北。在这种情况下，洛阳方面想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做更多的事情，少不得和他们这个群体打交道的。
没有平白无故的付出。
只是洛阳方面用了比较温和的方法，由东都留守出面，召集最有实力商人的代表，公议一个相对合理的报税的比例，以废止各地关卡层出不穷并且标准不一的抽税为条件，约定今后将以货物的价值，直接向洛阳交税一次就足以畅通无阻。
并且在洛阳大市门口鼓楼下，勒石为碑，算是破天荒的对商品流通过程中增殖和附加衍伸的税目，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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