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们也属于任何统治者特殊群体，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运用的话，这些希伯来人对于给谁做带路党，都无所谓。
而新迦南共和国及其他希伯来城邦的建立，等于是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变相的将他们拘束在土地上，不再成为四处流动的不稳定因素，更妙的是这个隐性的枷锁，是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出钱出力打造的。所谓被人坑了还帮着数钱的类型。
而第三圣殿的确立，等于是另一道保险栓，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只要耶路撒冷城控制在手中一天，治下的这些精于算计和投机的希伯来人，想要轻易转变自己的立场和归属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会想办法消弭掉自己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接下来的行程，被逐步的放慢，
沿途也是对新设立的军州府路变相巡视，不停接见和会面各级官员，召开各种会议，于是走走停停的，时间过的很快。
我也变得忙碌起来，主要是在停止征战之后的善后事宜，这也是大多数胜利和征服者，所要面临的问题，无论结果如何，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杀戮的负面影响，是无可避免的。
很多富饶的人口稠密地区，先是被层层加倍的抽丁和赋税压榨的奄奄一息，然后在交战和拉锯中被烧掠一空，然后满地废墟中幸存的人民，还要在被战败的溃亡军人蹂躏好几遍，才迎来征服者的惩罚性搜掠，结果百里渺无人烟的白地，
如何让土地休养生息，如何让人口繁衍恢复，如何清剿那些沦为盗匪的散兵游勇，惩治活跃在偏远乡村地区的暴力活动，检举和镇压那些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旧王朝残余势力的怀念和同情者。
乃至修缮和拓宽道路，鼓励商业行为来增加税收；修复荒废失修的农田水利设施，引进和推广多产快长的新物种，以集体编制劳动来增加和恢复土地的产出，以减少饥肠辘辘的当地百姓动乱的风险。
但是相比这些传统意义的问题，我还有一个更大的任务要完成。
为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西征，随着大军的步伐一路过来，也在沿途地区培养起来了一个适应征战需要，而变得庞大无比的后方产业体系，以及相关复杂的利益链条。
这个产业体系和利益链条，从东到西，横跨和贯穿上万里的辽阔地域，涉及国家和势力、人口不计其数。可以说从遥远的西北诸道和塞外草原、青藏高原，到地中海东岸的耶路撒冷，都有无数的家族和利益群体，主动祸首被动的参与其中。
在战争结束后，对于这个战时的产业体系和利益链条，进行适当的改组和转型，就势在必行了，这也是一旦域外立国后，继续从国内获得各种资源和人口输出的保证。
此外因为战争所获得大量廉价的奴隶，也对治下的日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结构，产生严重冲击和动摇，各种矛盾和纷争，也伴随当地人的传统经济，因为无法与大量使用廉价劳力的军屯庄竞争，而逐渐破产的多发实例，开始显现出来，虽然被战争红利和胜利的大势所掩盖和压制，但是和平之后，就必须重视起来。
重新规划和调整所在地的产业结构，疏导这些力量，在其他领域继续发挥作用，这也是新政权长治久安的需要和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岭西行台，或者说我内定的未来藩国的体系下，各种风俗传统，宗教民族上的地域差异，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因此需要格局各自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
工作量就变得极为庞大，
而在其中很多东西可以说都是初露卯端，都必须由我亲自参与，才能确保运作下去，一方面是作为上位者的之责，建立一个国家雏形的规划中，我的作用的是别人无法取代，也是无可投机取巧的。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我作为穿越者的先见之明，或者说身为后世人对各种历史政权模板和成功范例的熟悉上，可以在各种关键要点上，进行及时引导和指正，避免走更多的弯路和反复。
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在统筹规划上，给出一个大致方向和发展基调，然后由那些幕僚班子及下属各种社调团体、小组，根据所在地情况，制定详细周密的项目规划和预案，最终由我来选定其中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记载，或是有过长时间实行的成功经验，或是干脆进行重组合并为，比较中庸兼长的实施方案。
因此，这段时间，我一下子瘦了十几斤下来，比起从东方到西方的万里征程，所减少的体重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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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金角湾，习习海风吹拂的彩色旗帜招展中，拜占庭皇帝派出的仪仗卫队，已经站满了码头，他们身穿嵌有花纹的连身铠甲，头戴黑色马鬃的圆盔，拄着被漆成红色的枪戟，气势威武的望向远方。
在波涛滚涌的青蓝色海面上，硕大无比的五排划桨大舰，正在驶入被长堤和灯塔、栈桥环抱的海湾中。
御用的鼓乐手，开始奏响迎接凯旋的声乐，欢迎那些列队走下船板的东征将士。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最后一批下来的，黑发黄肤的东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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