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头。”赵祯轻笑，表情却舒展开来，似是十分满意。
果然，察觉这个情形，甘昭吉心中抹了把汗，幸好没有乱说，不然未必受罚，但在皇帝心中的印象，一定会受到影响，毕竟内侍不是朝官，可以进言直谏，不管支持与否，一个妄议朝政的帽子说不定就盖下来了。
寻思片刻，赵祯挥手道：“去政事堂。”
宋朝的中枢机构，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就是宰相与执政的统称，宰相就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执政就是参知政事与枢密使、副使等大臣，每有朝政大政，皇帝就召集宰执大堂商议，要升都堂。
都堂，就是政事堂，其实是为分宰相权力而设，中书省与枢密院共掌文、武大权，再加上三司使掌财权，进一步弱化了宰相权力，所以说台谏官员弹劾吕夷简、文彦博独揽大权，节制百官，是非常没有道理的。
几个小黄门领令，抬起轿辇悠悠而去，也没引得多大的动静，宋朝的皇帝，与其他朝代相比，却是多了几分自由，或是不喜热闹的缘故，赵祯出行，从来就不讲排场，有的时候，还喜欢独自一人在宫里行走，只要没穿上龙袍，宫中内侍未必能认出他来，反而清静。
政事堂值班的执政大臣是枢密副使梁适，听闻驾临，连忙上前迎接，一边疾步，脑中也在寻思皇帝前来的目的，片刻就得出结论，怕还是为了刚才早朝之事。
其实对于一帮执政大臣来说，或许是站得高，所以看得更准，从来就没把张尧佐当过一回事，所以就算台谏官员再闹腾，也没见哪个执政出来说过话，因为他们都清楚，以朝廷现有的制度，怎么可能会让张尧佐有成为杨国忠的机会。
所谓的张氏外戚集团，更是个笑话，近几年朝廷执政的是谁，陈执中、文彦博、庞籍，哪个不是精明强干的人物，况且皇帝赵祯也不是昏庸君主，怎么会允许眼皮底下出现这种尾大不掉的势力。
或许，台谏官员也明白此理，只不过迫于形势需求，要为自己定个目标，或为扬名，或为尽责，或出于其他目的，才会群起而攻之。
进了政事堂，落坐龙椅上，赵祯也没有罗嗦，直接说道：“梁卿，对于今日早朝，言官的进谏，有何看法？”
说实话，梁适对于那些台谏官员，心中也没有什么好感，确切的说，凡是能成为高官执政的大臣，对那些言官的感觉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每天就像吃饱了没事做一样，总喜欢盯住大臣们的一举一动，只要有稍微一点不如他们之意，那即将面临他们的弹劾。
可惜，不是哪个大臣能像吕夷简那么强势，表面上对于言官笑语相对，背后就拼命使绊子，掇窜皇帝将他们逐个贬出朝堂，而且有根有据，阴得他们只有满腹牢骚，却不得不乖乖从命，而赵祯也乐得耳根子清静，自然不会错失机会。
所以，台谏官员之所以那么痛恨吕夷简，骂他专独朝政，是人权臣，也是很有理由的，毕竟在他们眼中，有了他们，朝廷之中才算得上政治清明，皇帝总是被小人蒙蔽圣听，尽用些佞臣为执政，非是社稷之福。
当然，范仲淹是个例外，因为他是谏官出身的，是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那怎么可能犯错，有错的一定是对方，这就是君子们的逻辑。
然而，赵祯想做个好皇帝，留下虚心纳谏的声名，梁适也知道在朝廷之上，若是还想进步的话，绝对不得过于得罪这帮言官，自然做了诸多忍让。
所以考虑片刻，梁适小心斟酌片刻，才说道：“台谏论事，职耳，然尧佐恩实过，恐非所以全之。”
很乖巧的一句话，前半句把台谏官安抚了下，后半句给皇帝也下了台阶，两边都不得罪，更巧妙地同时站在了两边，既是好臣子，又是好同事。
梁适从来都是乖巧的人物，他的父亲是前朝翰林学士梁颢，真宗时期的大臣，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把父亲的遗作，和他自己写的文章一起呈交给真宗，皇帝看了后说了一句话，梁颢有子矣。
就这一句话，成就了他一生的荣华富贵，毕竟，宋朝建国百年，官场上早就形成了各种人脉体系，有皇帝的评价，又有父亲留下的人情关系，平步青云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多年以后，梁适不出意外的上位，成为枢密副使。
地位升得很高了，超过了他的父亲，不过与诸多官员一样，职位越高，权欲越重，梁适也有遗憾，一是自己的枢密是副的，二是身在西府，不是东府中书省，枢密副使到参政，再到宰相，只是两步而已，却有天壤云泥的差别。
这是本质的区别，从权力到待遇，哪一点都没法比，试想，都已经到了这个位置，谁不想更进一步，成为顶峰的存在，梁适自然也不例外，成为宰相，说难也难，但也十分简单，有的时候，立了点芝麻小功，也能上位，自然，决定权在皇帝手里，但是同僚关系也要处理妥善，两边不得罪，自然要乖巧些。
别小瞧这句话，楚质不提，受过哲学教育，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立足于朝堂之外，是非黑白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说出这种话来一点也不奇怪，可是在非君子即小人的朝廷里，梁适这么说话可是冒了点风险的，说好听点是两边讨巧，若是弄巧成拙，那就成为墙头草，两面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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