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英骑着一辆老旧的三轮车，三轮车倔强的发着呜咽呜咽的声音，看到自己男人在门口蹲着，也没往家去，直接把三轮车停在了两人的面前。
车上是一堆堆的旧书，全是她从她大哥那废品站里拿过来的，当然，现在需要花钱了。
因为她分不清书的好赖，每天拉回来后，还需要自己男人从里面挑挑拣拣。
只有品相和内容不错的书，才有资格进入温春华那小小的书摊子。
温春华从三轮车搬下来一袋又一袋的书，哗啦啦的全倒在了地上，灰尘和霉味一股脑的往鼻子里钻，习惯后，他也不像以前那么介意了，认真的除霉，抚平褶皱。
随意在书堆里挑挑拣拣，拿出来一份旧报纸，瞄了两眼后，放到凌二近前，对他道，“瞧瞧，这是上个月的报纸，知道怎么说的吗？
官方报纸用的词叫：疲软！
说明什么？
世道不景气，你刚刚还说做什么商界大亨呢，别看你们现在的洗衣粉卖的好，按照这个形势走下去，情况不妙啊，还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困难只是暂时的吧。”凌二明白眼前的情况，西方资本主义这一次出奇的团结，他们要按照他们的意志主宰世界。
浦江许多开建的工地已经处于停工状态，外贸出口下降，企业亏损，工人失业，通货膨胀，报纸上是一股“丧”味。
进城的农民，越发的不受待见。
他们和过去一样，还是没有资格被称为农民工的，正式的称呼应该叫“盲流”，所有人一致认为，他们的存在是给城市管理添堵，造成了城市的混乱。
他们不具有进城的合法性，他们是“流窜”过来的，不少失意者慢慢返乡后，凌龙的馒头铺子生意都不是那么好了。
“其它我不知道，反正废品是不行了，”周凯英笑着道，“我刚上初二那年，学校停课了，我没功夫陪那帮子傻学生胡闹，就跟着我哥一人守着一个机关单位门口，一天到晚，轮番贴大报，几层贴一起，人家人一走，小铁钩往墙上随便一划拉，一天不少呢，随便都能卖二百块钱。”
“这样也行？”凌二以为她在吹牛。
“怎么不行？”周凯英反问，她犹自怀念道，“那会搞废品都发财了呢，哪怕说你现在是什么万元户，放那会人家都瞧不起你，我们家吧，是我阿爸胆子小，要不然早就发达了。”
晚上，王刚开着他那辆破旧的面包车来接凌二，“夜上海”夜总会的入场券每人八百八十八元外汇券，他买了两张，想带凌二去长个见识，算是欢送仪式。
“钱多烧的慌，”温春华嗤之以鼻，“我听说普通歌厅的门票就要三十，唱首歌五块，一瓶德国啤酒要十块，何况夜总会，你去了，没两千块准备，不够花。”
“我又没想带你去，你瞎操什么心，”王刚笑着道，“去里面玩的人多了去了，我有这个条件，带小二去玩玩怎么了?”
“他还是个孩子！”温春华没好气的道，“别让你给带坏了。”
“算了吧，你把外汇券转给黄牛吧，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每个翩翩少年都有一颗温暖社会的心，每当夜幕降临，他看着她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长腿和肩膀露在外面，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很可怜的。
所以，他常年战斗在送温暖的第一线。
至于现在，正如温春华所说，他还是个孩子，他觉得能力有限，要量力而行。
“真不去？”王刚道，“我也没去过，就听说里面挺热闹的。”
凌二笑着道，“马上就要高考了，哪里有闲心去凑那个热闹，不去了，晚上不留你吃饭了，你饭店生意也忙，你回去的路上，顺便跟凌龙说，这辆吉普留给他开，让他有时间开过去就行。”
王刚道，“行，明天早上我过来送你去火车站。”
晚上是在温春华家里吃的，吃好饭，像往常一样沿着江边遛弯，一个没注意，发现新龙华不知道什么时候“与时俱进”多了一个唱卡拉OK的舞厅。
“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与世界接触后的“茫然”，大凡多读了点数的年轻人，没有父辈的韧性，陡然一看到西方世界的情景，他们的心里不平衡了。
生而为人，生为中国人，真的很愧疚呢！他们睁开眼看世界，他们在谷底。
前途是什么样的，从上到下，没有能说得准，反正就是不知道。
考托福，考GRE，奋力去他乡，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可是“我爹妈爱祖国，海外没亲戚”，非直系非旁系，出国准没戏。
全世界都在闹事，没出事的地方，也期待出点什么事？
期待最终落空，那吼两嗓子“一无所有”那总可以吧？
老子火气大，谁都别惹我！
他们只能依靠歌声宣泄。
空气中，还有点奢华糜烂的味道。
与凌二接下来返乡后看到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洪水一眼望不到头。
汪洋之中，捡不到一个栖息的地方。
凌二茫然大哭。
为什么还要重生，为什么还要经历一次这样的煎熬。
横行的老鼠在啃他的脚，也没耽误他如期参加1991年的高考。
也许是一时冲动，他放弃了自己上辈子深爱的电机专业，莫名其妙的选择了浦江大学的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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