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斯班中央警局一如既往忙的不可开交，小到交通事故，大到杀人放火，警官们真正清闲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有的时候，办公室变得就像菜市场一样吵闹不堪。
“沃尔特警司需要的背景材料出来了没有？”霍尔扒着办公室的桌子，探头问道。
对方快速检查了一遍堆在面前的一摞装订好的文件，没过多久抽出一件白色写着“特急”的文件推到霍尔眼前。
“警司还在岛上？”那人问。
霍尔心事重重的点点头，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那份文件，“一连死了两人不说，他们还成了一年前凶案的嫌疑人，一个是圣职者，一个是信徒，这案子怕是一时半会解决不了。”
“最害怕的就是一开始调查的小组不够尽责，我听说他们还埋怨沃尔特警司随意插手他们的工作，甚至向上层提出禁止中央警局的警力协助调查。”
“好像是这样，警司肯定气的不轻，那些人什么逻辑，自己把案子办成那样还怪别人插手。”
“警司下一步要做什么？”
“不知道，似乎打算细细盘问学校里的每一个人，哦对了，家属那边安慰的怎么样了？”
对方耸了耸肩，“还能怎么办，努力劝说呗，我顺便还问了他们对那两个人的印象，你看，我正整理证词给沃尔特警司发过去呢。据他们所说，死的约翰神父虽然个性不招人喜欢，却是个负责任的老师，没听自己的孩子提过跟他有什么正面冲突，至于法兰，他是个园丁，除非学生自身对园艺感兴趣，否则很少有人主动找他说话，他这人还有些认生。总之，两人都不像是会杀人的人，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梅里特送来的瓶子，里面东西确认了吗？”
“刚得到的消息，是丙烯酰胺。”
“证据有了……”
正当霍尔伸手去拿资料，一个油光粉面、发蜡擦的苍蝇落上都能摔跤、身着大了不知道多少码的西装的男子疯了一样的闯进来，他快步走到霍尔身边，对着他隔壁桌子的警官轻声道：“那孩子的父母又来了，这回带了律师。”
隔壁同事扶了扶眉心，显得十分困扰。
“哪个孩子？”霍尔疑惑的问。
那人苦恼的叹了口气，一副苦大仇深的凄凉神情，“就是两周前那个失踪了的男孩的父母，他们每隔一天就到这里来一趟。”
“孩子丢了，自然着急。”霍尔表示理解。
“这对父母根本不接受离家出走这个结果，非说自己的孩子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没法交流！”
事情发生在两周前，住在新利班区一个十五岁华裔男孩在跟朋友野餐时突然消失，之后便音信全无。负责此案的警官怀疑孩子是离家出走，但他的父母坚决否认，他们宣称相信孩子遭遇了绑架，还请求一定要把绑匪抓住，可是从案发到现在没有电话或是信索要赎金，绑架不成立。
然而，孩子的父母不能接受，于是他们开始上大街上发传单，找媒体记者，上电视接受采访，一时之间，小小的失踪案闹得满城风雨，一些喜欢断章取义的民众将矛头对准了中央警署，叱责警方的不作为。调查此案警官们整日担心媒体会突然从拐角一头窜出来，每个人都神经兮兮，苦不堪言。
“托兰岛上的案件不被大众所知，平民大众将经历全部集中在这个案子上，可他们真的担心孩子的安危吗？我看未必。”同事没好气的说。
舆论一开始还算正常，但随着媒体报道添油加醋的渲染，越来越多的人将注意力转移到司法系统内部的漏洞，当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民众的视角变了，似乎没有人再去在意孩子究竟能不能平安归来，不在意电视中哭的声嘶力竭的父母，他们更注重事件周围那些不重要的内容，有那么一秒，负责此案的警察好像感到大众渴望着他们犯错。
同事无可奈何的摇摇头，跟着那油头粉面的警官出了门，霍尔心中也有些放不下，便也跟在了后面。
一进接待室，律师率先开口：“希望警官能够分享至今的调查结果，您知道我们是有权利起诉你们的。”
“孙女士，孙先生，我们已经寻找了孩子有可能藏身的地点，也查了火车站、飞机场、港口和其他交通运输的售票口，结果都很令人失望。”
“那是犯人太狡猾，你们想想一个孩子他能有多大的本事，能想到避开摄像头去隐藏自己的痕迹？一定是挟持他的人做得！”
这点，确实值得怀疑。
孙女士双眼含泪，上身随着声音一起颤抖，“……警官先生，请您跟我们说实话，我们孩子是不是……是不是死了……所以才无论怎样找都找不到……是不是？”
负责案件的警官沉默了几秒，抿了抿嘴，“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性，但凡事都要往好处想，也许孩子只是贪玩或是叛逆，所以一时离家。”
孙女士直接大喊：“不会的！我的孩子……”
“孙女士，”负责警官语重心长的劝道：“现在的情况是，没有证据证明孩子是被绑架，也没有证据证明孩子被杀害，而孩子自己逃走的可能性却很高，他可能是藏起来了，所以我们找不到，您可以生气，也可以起诉，这是您的权利，但依照现有的线索，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他随即转过头，面向代理律师，一脸正色的瞧着他，“身为律师，这点你应该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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