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首，今年各地的粮食增产极大可能会超过预期，外粮输入计划要不要跟着做出调整？”
问话的是商曹曹首褚青，其人所说的“外粮输入计划”实际是同舟社北伐准备计划中的一环。
徐泽对同舟社发展方向一惯的要求是内外兼修，内在为主，北伐也一样。
不管是准备阶段，还是北伐已经成功，河北路的各项工程都要按照计划稳步推进。
没有稳定的河北，就不会有稳定的燕云，不练好内功打牢基础，打下再大的江山也只会是空中楼阁。
已经开始的道路、水利、治河等大项工程建设都需要大量人力，更需要钱粮。
同舟社不可能在河北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就把绝大部分的粮食用于扩军备战和战后的燕云百姓救济上。
因此，徐泽一面主持河北路复兴计划，增强本地造血能力；一面又实施了一个庞大的粮食输入计划，继续为河北补血壮骨。
并不是从京东、海东和辽东等同舟社已经稳定开发的地域向河北输入粮食，这三地的粮食由官府收上来后暂时囤积，只待北伐成功，便直接输入燕云。
徐泽制定的计划是从江南购粮。
没错，就是“花钱”购买粮食。
去年，同舟社兵发大名府，直接吓崩了朝廷的精锐大军，导致赵宋朝廷失去了制衡徐泽的关键力量。
随后，叛军兵临韦城，威逼开封，赵宋朝廷慌乱之下，派出宰相王黼和亲王赵楷求和，与同舟社签定了城下之盟。
谈判前，徐泽曾让前面赶来探口风的张邦昌带回了几条谈判方向。
其中就包含朝廷要举全国之力，筹备钱粮布帛等战备物资，以支持同舟社整编河北驻军，并选择合适的时机北伐燕云。
赵佶当时只想赶紧结束谈判送走徐泽这尊瘟神，在王黼和赵楷临行前，皇帝只在“领土”划分上设定了红线。
其人要求开封府与同舟社控制区之间必须有缓冲区，并且双方隔得越远越好。
至于钱粮物资什么的，天子则给了王黼最大的自主权。
只要能让徐泽离开开封府界，皇帝卖儿卖女都不是问题，些许钱财更不是事。
自身不干净又没骨气的宰相王黼在被徐泽一顿恐吓后，当场便吐露了天子的所有谈判底线。
徐泽相信以教主道君皇帝的“人品”和“诚意”，说到的事肯定能办到。
紧扣赵佶事先开出的“底线”进行“谈判”，同舟社肯定能从赵宋身上敲诈到难以想象的海量钱粮。
但经过慎重考虑后，徐泽放弃了这个诱人的想法。
并不是其人对钱粮不敢兴趣，能顺利抢到手的不要，偏要辛苦种田，而是这些钱粮不能这样取。
赵宋王朝以往财政状况尚好时，都无法满足河北两路庞大的驻军正常开支。
现在，帝国持续动荡之下，财政已经频临崩溃，要在不削减正常开支的基础上，再增加大批钱粮保证同舟社扩军和北伐，压力会增加很多。
即便徐泽在协议中明确强调朝廷必须与民休憩，停掉祸国殃民的花石纲和艮岳等大项工程建设，并将“本该”用于这些项目的钱粮改做支持同舟社北伐。
但北伐筹备，以及北伐成功之后的救济燕云都需要巨量的钱粮，算上这些仍有一定的缺口。
在其他方面能省下钱粮很有限的情况下，朝廷为了满足同舟社的狮子大张口，除了再次向百姓加征赋税就别无他法了。
至于加税可能有什么负面影响，徐泽估计赵宋君臣基本没有人会去思考，就算想到了，也不会将这问题当回事。
这些年以来，在“丰亨豫大”的政治路线引领下，赵宋朝廷为了满足天子的艺术追求，建设了诸多超级大工程，花费了无数钱财，使得原本丰盈的国库频频见底。
教主道君皇帝应对财政窘迫很有经验，最有效手段主要有两手。
其一，请蔡京出山，推进社会改革，搜刮民间财富。
坦白地讲，这些改革政策还真不是全部针对平头百姓，如改盐钞法以及推行方田均税法等，普通老百姓想利益受损都不够格。
其二，授意臣子进献“羡余”，广开财源。
杨戬搞出的“公田所”，陈遘“发明”的“经制钱”等等，都是为赵宋财政不计个人名声的“忠臣”事迹。
双管齐下，赵宋帝国才能一直有钱花，也让治下百姓负担一日重过一日，致使地方频频出现动乱。
最初并不是没有臣子劝谏，但时间久了，敢劝的、愿劝的臣子都被赶出了朝堂。
剩下的臣子们早就适应了这种有钱就折腾，没钱就加税的状态，皇帝和绝大部分大臣对加税已经没有半点心理负担。
而且，若是徐泽决心通过朝廷输送北伐的钱粮，赵宋各级官僚们不仅不会拒绝，还会欢欣鼓舞。
如此好的机会不利用岂不是傻子！
朝廷支持同舟社北伐而加征税收，各地顺便再多征收一大批钱粮以“补贴国用”，不过分吧？
徐泽毫不怀疑，一旦放任赵宋加税以备北伐，绝对会激起大规模的民变。
反正加税的锅由徐泽背，如果民乱闹得太大朝廷平灭不了，也自有徐泽这个赵宋“平乱急先锋”去擦屁股。
到头来，类似方腊、樊瑞之流的野心家将尽皆粉墨登场，再次为祸。
本就苦难深重的百姓还要再受兵祸，疲于应付的同舟社也未必能真获得协议约定的钱粮——天下都乱完了，哪里还有那么多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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