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针对太原府的解围战从出兵到结束仅有月余时间，若只算双方交战的时间，前后还不到一旬，四路近二十万精锐兵马便灰飞烟灭。
消息传到开封府，君臣惊恐万状，京城人心惶惶。
自将门联名上书请求出兵后就隔岸观火的大宋士大夫们终于站了出来，纷纷摆明自己的立场。
弹劾军头以私利裹挟民意，名为抗大同保太原，实为攫取军权图谋不轨者有之；
指名道姓请求朝廷诛杀败军之将，以正军纪挽救军心士气者有之；
引经据典论证军头们的莽撞之举破坏了同宋两国睦邻友好的大形势，将为大宋引来灭顶之灾者亦有之。
正所谓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
军队遭遇惨败，致使国家面临覆灭的危险，自然要有人承担责任。
更何况这次主张出兵的和以往不同，不是朝堂上的相公，也不是天子。
而是掌控大兵的将门，是一旦得势就能重复五代故事主宰文人命运的无脑莽夫。
之前国势危急，将门抓住了大义发难，使得文官们不好下手。
如今大败亏虚，还不落井下石，更待何时！
而被弹劾的军头们也不是傻瓜，正所谓未虑胜先虑败，折、姚、杨、种、刘等将门家主们以太原府之围要挟朝廷出兵时，就已经赌上了身家性命，做好了失败便要受过的心理准备。
大宋将门手握部分兵权，为朝廷出生入死，实际却是处于权力分配的末流，根本没有单独对抗朝廷的实力。
若不是徐泽强势崛起打击了教主道君皇帝的威望，破坏了大宋内部的权力平衡，并给了军民救亡图存的压力，将门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改变朝政走向都不可能。
此次出兵救援太原府是将门崛起的绝佳机会，若是做得好，借外部压力和抗住同军的威望要求改革朝政，一举改变大宋以文驭武的传统也不是不可能。
可惜，大宋将门把握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对手却不愿配合，还打得朝廷大军惨败，彻底打灭了军头们不切实际的幻想。
愿赌服输，精于在战阵上保存实力的军头们自然也知道如何在朝堂上体面收场。
西线大败的消息刚刚传到开封府，京城四壁守御使刘延庆就以次子刘光世未战先溃致王师大败为由上书请罪，并闭门谢客，以示待罪之意。
随即，东线种师中战败的消息也跟着传来，其兄种师道当即以自己年老体衰难堪大任为由上书请求致仕，也撂挑子不干了。
虽然没有出兵，但上窜下跳，为将门筹谋出力颇多的杨惟忠也以自己昏聩无能，误判形势致大宋遭惨败为由上书请罪。
退守平阳府的折可求勉强稳住阵线后，以本部伤亡惨重无力再战为由，请求……
为维护朝廷体面，响应文官士大夫的强烈要求，天子必然要对这些人予以惩戒。
但将门军头势力盘根错节，军中的传承比大宋的历史还早，根本不可能一网打尽。
何况，国家危难还得仰仗将门出力，也不能真伤了诸军头之心，更不能彻底削除将门而让文官集团失去掣肘。
教主道君皇帝御极多年，手腕极其老练，自然清楚这中间的平衡与自己权位的辨证关系，一番权衡后，做出如下处理决定:
奉宁军承宣使种师中公忠体国，献身社稷，为掩护大军撤退血战而亡，诏赠少师，谥曰庄愍。
临江军承宣使熙河经略使姚古未能及时查明敌情，致全军覆没，念其为国捐躯，不追其责，诏赠保庆军节度使，谥曰壮愍。
洛阳种氏一门忠烈，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使种师道为国征战多年有功，加淮南节度使，准其致仕。
彰化节度使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知怀德军事杨惟忠擅论朝政，降为武略大夫，改任淮南东路兵马都总管。
知府州兼麟府州管界都巡检使兼河东第十二将、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折可求为王事而不顾己身，本部人马折损严重，准其部退回府州休整。
奉国军承宣使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未战先溃，带动大军兵败有罪。
念其稳住平阳府防线有功，且四路大军中仅其一路得存，为朝廷保住了数万精锐之师，降为延安府兵马钤辖兼鄜延路第三将主将。
京城四壁守御使镇海军节度使刘延庆勤勉谨忠，职司不变，速速复任。
经太原府之战的大败，原本开始抬头并尝试干涉朝政的将门势力遭受重创，进入又一次的蛰伏期，在帝国事务中发出的声音更加微弱。
而教主道君皇帝则趁机通过调动官职、批准致仕、内外交流等手段，将部分高阶武将束之高阁或调离其经营多年的巢穴，借此重新收拢了兵权。
其人还以兵败为由，斩杀了几个临阵脱逃的中阶武臣。
一番整治下来，有没有使禁军上下指挥更加通畅从而提高军队战斗力，没有经过实战检验，暂时还不能下结论。
但军中原本被将门把持的上升通道却得以松动，诸如韩世忠、曲端等青壮派中低阶武将有了晋升空间，军心士气竟然有所提升。
这一系列的操作还凝聚了部分人心，巩固了教主道君皇帝原本岌岌可危的权位，让其人稍稍安心了一些。
但这些只是上篇文章，如果不能及时补救大宋与大同的关系，解除两国的战争状态，同军随时都能南下撕掉大宋皇帝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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