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帝国年初第一次讨伐大宋，实际已经快要攻破临安城了。
最后关头，正乾皇帝接受了宋主赵桓的乞和，命部队停止攻城并退回国内，才让大宋多活了大半年。
结果，两国停战大半年的时间里，大宋朝廷一直在忙于朝堂争斗，根本无暇备战，导致临安城防体系远远不如去年战前。
如今，同军携灭宋目标而来，临安城十有八九会守不住。
但主帅都没有命部队展开攻城，就妄图恐吓宋廷无条件投降，却是想多了。
大宋君臣畏惧同军入骨不假，可不到最后一刻，也没有谁愿意放弃既得利益。
赵桓当即便回绝了劝降——当然是不可能的。
同军将领狂妄自大视满城军民如无物的行为虽然很羞辱人，可也在客观上多给了大宋朝廷三天的备战时间。
大宋朝廷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加强动员、修缮城防、编练青壮，甚至还有可能等来勤王兵马夹击同军，从而反败为胜。
因而，赵桓听取了首相何矯的建议，一面含辱忍垢答应同军使者三天内就投降，一面却又暗中备战，尽力争取哪怕仅有一成的败敌机会。
可惜，大宋君臣的想法倒是好，却没能逃过算计。
其人先是安排耶律九斤率三个营的骑兵赶到临安城下，防止大宋君臣走脱。
其后又与行动相对迟缓的步兵师同时赶到临安城下，还故意给宋廷三天备战时间。
这一系列反常行为的背后，自有原因。
半个月前，赵桓听信梅执礼之言，仓促发布诏令，要求京西和淮南四路清野，期望以此延迟同军进攻的步伐。
此诏的利弊勿论，下发的时间显然晚了。
清野诏下达之前，淮南两路就已经被同军第五军攻陷大半。
剩余的州县守军缩在城内都怕得要死，哪里还敢出城执行清野任务？
而在京西两路，像知郾城县事郭旭这样将诏令落到实处的也是少数。
大部分守臣要么如知蔡州事汪伯彦这样随便走个过场应付差事，要么还在观望中朝廷取消清野的诏令就送了过来。
真正大面积落实朝廷诏令的，其实只有大宋国都所在的南阳府一地。
主帅率军进入南阳府后就发现了这一情况，并在随后的敌情侦查中又了解到南阳百姓因清野而与赵宋朝廷离心的事实。
其人敏锐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乃在拔除沿途据点的同时，分出部分人马深入乡下。
宣传大同帝国的政策，并动员对赵宋朝廷心怀怨望的百姓勇敢站出来，随同军攻破临安城，亲手埋葬这个腐朽透顶的王朝。
主帅并没有强拉民夫，百姓来与不来全凭自愿。
而且，同军只收青壮，不符合条件者便是想跟来也不会收。
至于其人为何笃定南阳百姓会踊跃随军？
大宋朝廷主动走向百姓的对立面，由此大失人心当然是关键。
但同军承诺破城之后随军青壮皆可分到若干粮食，有功者还可获得土地奖赏，才是百姓们忘记恐惧，自愿跟随同军推翻大宋朝廷的主要原因。
为了做成此事，主帅不仅与士师康达统一了意见，还提前派出快马向已经进入郑州的皇帝作了专题汇报。
同宋两国国情差异极大，大同帝国每取一地，都会开展旨在推翻原有顶层食利者的社会改革。
还要清理前朝遗留官田、无主田和罚没田等田产，并将其使用权重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中下户。
此番，待大同帝国灭亡了赵宋王朝，新取之地的官府肯定要开展以上工作，并对遭清野破家的贫苦百姓进行赈济。
所以，此举不仅没有违反军纪，还将原本需要在战后花大量精力的民政工作与攻城战结合在一起做，一举多得，效果更好。
为此，正乾皇帝特意下诏表彰了能文能武的岳师正，并正式授予其人攻取临安的指挥权。
之前故意放慢行军速度，就是边行军边对前来攻城的百姓进行编伍。
磨刀不误砍柴工，提前准备的这些工作是值得的。
其部一个骑兵加强师和两个步兵师，再加上应召前来的南阳府青壮，总数近四万人，在临安城下展开立营后，城中守军的士气便急剧下降。
同军的威武雄壮就不用说了，更吸引守军注意力是随行的南阳青壮。
招募青壮之前，就已经挑明，不需要他们充当炮灰掩护同军攻城。
他们的任务是轮流到临安城前，如实控诉腐朽无能的赵宋朝廷如何背弃百姓。
这些青壮只经过简单编伍和几日行军锻炼，并不足以脱胎换骨。
可是，有严密组织，又有同军官兵的示范帮带，更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来，百姓们的精神面貌和组织性都要远超临安城墙上的宋军。
若是给他们换上统一的军装，守军甚至会将其当成同军的二线部队。
以青壮原本各自原本的村集为组进行编伍，每组都有一面稍显夸张的大旗，绣着他们的具体乡贯，让临安守军在城墙上都能看得很清楚。
如果说青壮和旗帜还可以假扮的话，百姓们独特的南阳口音，以及各自讲述的赵宋朝廷这些年在他们家乡所做的恶事，则几无造假的可能。
同宋两军的差距是全方位的，在同军重炮的威胁下，士气低下的临安守军根本不敢出城反击，只能任由青壮们在远程武器射程以外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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