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穿越过来后，朱由检的重心都放在了剿贼安民、经商赚钱、抄家发财这些大事上，对于刑部、大理寺这两个部门并没有太多关注过，也就是每年秋决批红时才想到这两个部门的存在，直到今天冯英刚才所言，朱由检才意识到自己又犯了执政失衡的错误了。
“启奏圣上，老臣所言首件事便是将提刑按察逐步下到州县去，以便于更好地维护与加强圣上及朝廷之权威。太祖立国之初便于各行省设置按察使司，其意为察地方官民之善恶，绳不法以纠错，激浊扬清，惩恶扬善。自各省按察使司建立以来，其作用自是有目共睹，老臣今日便不再就此多言。而太祖更于洪武十五年下旨，于天下州县特置提刑按察分司，虽因种种事由于半年后裁撤，但太祖之雄才伟略仍为当世罕有！”
朱元璋当初为了达到对地方官吏的全面监督的目的，于是在大明各州县设立了按察分司，以五百余名士人充任按察分司佥事，赋予其纠劾地方官吏廉洁清正与否的权利。
毋庸讳言，太祖的初衷和设想是好的，但他高估了这批所谓士人的节操。
这数百名按察佥事下到州县之后，一部分人依仗手中特权而试图凌驾于地方主官之上，在大耍官威的同时更是利用手中职权，对当地官绅乡绅强行索贿，并且干涉主官的施政行为，短短时间内便将众多州县搞得乌烟瘴气，士绅百姓都是怨声载道。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朱元璋果断下令裁撤了地方按察分司，对其中犯事的士人儒生全部予以斩首，这场仅仅维持了半年的新政最后草草收场。
朱由检对这次非常短暂的新政并无过多的研究，在当下御史和锦衣卫已经具备了监视地方的实力之后，对于受刑部与都察院双重领导的按察使司他也没怎么重视，没想到今日冯英旧事重提，竟再次建议于地方州县重开按察分司一事。
“冯卿既知太祖设而复裁之事，那今日为何又有此念呢？”
“启禀圣上，老臣今日之所以旧事重提，盖因世易时移也，今之大明已与两百余载前有了天差地别之变，现下重设按察分司之条件远胜国初之时，且更加合乎太祖当初之所欲也！”
“哦？卿且说说，不同之处何在，按察分司复设之后有何益处！”
“启禀圣上，现下与国初之最大不同，便在于当今天下已非混乱之初，文风日昌之下致使无数读书人空有其才而闲置，士绅文人大部生活优渥，其自律之心更甚；朝廷各种律令也已日见完备，而抚民官及佐贰更应主次分明、各负其公，以其专责而治所辖，如此便能使相关事宜由业务精熟之人承担，更便于防治刑狱冤情之生发！按察分司之设还有一项益处，那便是与都察院、亲军百户所一道，在纠劾地方不法之时，彼此之间亦能相互监督，以防其中之情弊生发！”
最后这一点才是冯英的最终目的：与都察院和锦衣卫分权，扩大刑部的影响力和权利。
虽然各省按察使司是受刑部和都察院共同管辖的部门，但其主要职责仍是以刑狱判案为主，所以其主官任免也是以刑部堂官的意见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随着地方巡按御史的出现，其原先纠劾和举荐地方官吏的职能已经逐渐消失，受理刑狱上诉、纠正错案、复查州县文书卷宗并审核其判决等变成了提刑按察使司的正经业务。
刑部上下对失去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一直非常不满，现在看到皇帝有将皇权延伸到基层的意向后，几位堂官暗中商议一番后，决定趁机上本，以减少冤案发生、监督和预防御史、锦衣卫以权乱政的名义夺回失去的权利。
朱由检并未深究刑部的抢权本意，而是对冯英所奏一事的可行性和效果颇感兴趣。
分权本来就是他未来准备施行的执政策略之一，他是打算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于明年下半年推出将地方官吏的职责和权限分散的决定，没想到今天竟然有人抢在他的前面提出了此事。
“冯卿所奏之事颇为紧要，朕会看过题本后再行决定！刑部亦要拿出相应细则才好。冯卿现下可将后面二事一一道来，若是合乎合规合理，朕自会纳而行之！”
这件事大体可行，但具体细节还要好好斟酌一番。待规则制定完备后，就选择京畿几处州县试行，一年之后就能知道效果如何，到时再根据利弊加以完善，并逐步在大明境内推广。
冯英所奏的后两件事倒是非常具体，也是通过层层上报后传递回来的底层基本情况。
他提议改变现有获徒刑犯人押解方式，由某地官府总责改为分段式押解。
大明的刑律之中，除了被判斩监侯的死囚以外，执行最多的就是徒刑。
在大明律中，根据罪人所犯罪行，被依律判几百里到数千里的徒刑占据了犯罪人数中很大一部分比例。
比如这几年被抄家的那些勋贵文臣，除了主犯授首以外，其家人都是被流到数千里以外的荒僻之地，其他类似的情形也是非常之多。
这些罪人或者犯官家眷被流放到外地，从头至尾是需要有人持械押送、以防犯人中途跑掉的，而各地方官府里的衙役便是负责长途押解的主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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