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的精髓在于无所不为。
顺其自然的核心是因势利导。
所以，觉得无为而治就是什么都不管的放任，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知。
智瑶已经将老子《德道经》中的《德经》差不多吃透了，好多规则就是从中进行借鉴。
至于说完全照搬的拿《德经》来治理智氏？世界上就没有一种完美的制度，牵扯到规则也绝对没有什么完美，只有最合适的才是最需要的，可千万不能没有这种认知。
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大概是世上最好笑的笑话了，因为里面就没有正儿八经关于治国的教导。
智瑶从老子的积极性品味出了一些东西，比如智氏新动作的大体框架已经完成，不需要老子再事事参与了。
那个《德经》是什么呢？简约概括就是一步出于礼而又合乎于礼的着作，里面包含了对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完全不懂治国可以拿起来用，治军也能够适用。
当然，那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为前提，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加入自己想要的规则，也能对一些不需要的规则进行删除。
智瑶已经很久没有跟老子论道，见老子的积极性那么高，自己手头没有太急切的事情需要处理，肯定要抓住机会汲取知识上的营养。
一阵聊下来，老子发现智瑶借鉴《德经》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着作，看不出有什么生气的地方，相反对智瑶能分辨什么是智氏需要，删掉智氏不需要的那一部分，打从内心里感到欣慰。
绝不是什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欣慰啊！
老子是个骄傲的人，谈不上什么高傲，哪能不知道规则都有其适应性呢？他也听出了另一种味道。
“世子因何如此急切？”老子问道。
智瑶对老子只看规则的制定发现里面的急切感，老实说没有感到诧异。
制定规则本身就代表着制定者的思想和意志，懂行的人一看就能看出制定者想要达到哪些目标。
比起老子从品德上的追求为内核，智瑶制定的规则更趋于法家的那一套。
然后，智瑶走的“法”并不是现代的法律，其实还是以服务统治者为出发点。
很多人以为法家是站在普罗大众这一边，该认知在封建王朝是错误的。
事实上，法家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将屁股坐在了统治者那一边，制定的规则可以是为了追求国家的强大，又或是帮助统治者去约束治下生民。
当然，哪怕法家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当权者，也是起到了保护生民的责任。
毕竟，有规则总比没有规则要好。
老子跟智瑶讲了许多，主要提到了晋国律法上面的严苛。
晋国各个家族的律法是很严苛，体现在动辄奔着残害肢体而去。从而可以在晋国看到失去手掌、脚掌、手指、脚趾、鼻子、耳朵的人，分辨他们是不是曾经犯过事。
类似的风格并不是晋国独有，好些个强国都是这副模样，某种程度上来认知的话，是不是可以认为规则有利于促进和谐与团结？
相反处罚力度低，乃至于根本不将律法当回事的国家，他们内部的仇杀以及各种社会恶性事件极多。
“文王行‘画地为牢’一事，实乃祸害千年之举。然，其提倡信约，有助于德。”老子已经到了可以胡说八道的岁数。
再则，老子不是贵族，再加上那样的岁数，别说是指责早就死了的周文王，跑去某个诸侯指着鼻子骂，那个诸侯除了笑眯眯听着，还是什么都做不了。
姬周啊？立国之前就一再搞各种神神鬼鬼的操作，什么凤鸣岐山，又搞什么吉星高照，为的是展现姬周取代殷商是得到上天的支持。
因为周王朝是以下犯上进行篡国的关系，还是趁着殷商主力在外获取胜利果实，后面更是搞骚操作逼反了武庚，很难去否认得国不正的事实，肯定就需要想方设法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免总爱搞一些神神道道的玩意。
很早之前，姬周以及各分封国，“巫”的权力大到不像话，某种程度上就是姬姓跟宗教联合起来谋夺殷商基业的一种证明。
在那个时期，“巫”不止是掌握着祭祀权，还能一言而否决大军的出征。
春秋早期的祭祀权其实就代表着收税权，也就是有资格制定每年各个群体的税收额度；有资格否定大军出征则是因为“卜卦”，当时以及现在，大军出征前都会卜上一卦，卦象的解读权力就在“巫”的一张嘴巴上；更早之前审判某人也会卜卦，该死的话，得到一个大吉的卦象也能变成无罪。
老子讲那么多就一个意思，肯定了智瑶全面忽视宗教，认为不能缺少了品德的教育，制定的处罚更应该趋于劝人向善。
忽略掉宗教对律法的影响，不该是一种基本操作吗？反正智瑶“前一辈子”就是生长在这种环境之下，一点都不认为有什么需要得到赞赏的地方。
智瑶没有感到诧异，还是因为他知道宗教的影响力在减弱，远没有以往那么豪横了。
“无有斩去肢体，劳动使其改造，有何不可？”智瑶诧异的是这个。
老子说道：“世子定此，非为黎庶罢？”
去掉了残害人肢体的刑法，暂时看不出好坏，失去震慑力度则是明摆的事情。
所以，制定那些律法的人，他们未必对伤害人的肢体有特别兴趣，只是想要有更大的震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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