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诗风在报社自己的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了一晚上，天亮以后他眼睛阵阵的干涩，脑袋阵阵的胀痛。他沏了茶，在屋里来回踱着步，活动着腰身和四肢。
昨天下班以后，他去找原来研究生班的同学，现在是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刘明达。刘明达想在开春的时候组织一个国际钓鱼节，已经拉到了一两个企业的赞助，又给国外几个有名的新闻社、通讯社发了邀请函。只要国外新闻单位能来人参加，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慷慨解囊，将有可观的效益供几个主办单位分享。可邀请函发出快一个月啦，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刘明达召集几个同学紧急例会。可分析来分析去还是找不到原因，最后还是于诗风在唯一一份回执上看出了毛病。这份回执是在发出的邀请函上用中文写的：“敝通讯社拟不参加贵国此次举办的活动，请见谅。”原样寄回的邀请函上有一行字用笔划了一道并打了个不太明显的问号。那是邀请函的最后一款，也是当初在座的几个主办者认为最具吸引力的一款，译成中文意思是：“国际新闻机构来华将被安排在国内最高级的宾馆，差旅费、食宿费、国内参观旅游费将全部由主办方支付……”问题就出在这一款上。既然是采访，就要客观报道，可所有费用都由被采访者包办了，还能做到客观吗？这不和人家国外的新闻采访惯例。
原本前景辉煌的国际钓鱼节就此宣告流产。几个策划者不由的感慨万分，一顿闷酒一直喝到了半夜。例会成了诉苦会，每个人都成了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失意者。
于诗风酒喝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并不仅仅是因为国际钓鱼节。
以刘明达和几个新闻界少壮组成的小团体有着不定期例会的约定，是于诗风在北京打天下的智囊团、根据地。想当初筹办“信息周报”的创意就出自这里。于诗风佩服刘明达的敢想敢干和活动能力，简直是无孔不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手下纠集了一帮身价高能力强的新闻精英，把个原本无声无息的出版社折腾的开了锅似的热闹，相比之下“信息周报”大有乌合之众之嫌。开始设计的挺好，刘明达的父亲刘纯来当名誉社长，于诗风作总编辑，“信息周报”虽然是临时拼凑的，比起刘明达的出版社寒酸、简陋，但是宁当鸡头不为凤尾，于诗风好歹也是个说了算的一把手，没想到刘纯老先生名誉社长没当成，半路杀出个荣总编，忙活半天却给别人做了菜。越不顺心不顺心的事儿越多，这次本想和容总编来个分庭抗礼，自己张罗一个活动，好好露一手，让荣总编看看，让报社的人也看看，一二把手谁更能折腾，谁搞的活动更漂亮、更有气势。没想到眼瞅着要成的事儿又泡了汤。没办法，看来只能当个凤尾跟班似的帮着荣总编合伙张罗一个活动了。
晚上于诗风没回自己的住处，他担心蔡少云又去等他。这间单元房是部里临时让他住的，单元的另外两间房还住了一对中年夫妇。就那么巧，女的是蔡少云一个很熟的朋友。每次蔡少云可以等在朋友屋里，一直到于诗风回去。和在老家的妻子关系紧张以来，已过不惑之年的于诗风有了一种危机感。他开始注重自己的仪表，开始注意周围年轻的女性。但他从心里对蔡少云没什么兴趣，有时只想着骑马找马，聊补一下燃眉之急。对蔡少云的频频进攻态度暧昧，致使她步步紧逼逐渐升级。对此他消极地抵抗半推半就，心想只要不提结婚怎么着都行。可后来发现这样做也着实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和一个已经不算年轻也根本谈不上有魅力的女性在一起完全不是什么享受，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痛苦，在他不顺心的时候更是如此。
以前很少能在办公室坐上一会儿的于诗风，近来却开始整天的坐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刘明达给他介绍了一些上边的关系，他要打电话联系；他要认真分析自己的处境，分析部里的、报社里的每一个有关的人。他要和荣总编开始新的一轮较量，要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坐以待毙。与刚开始相比，他的方式有所改变，避免了过多的正面冲突；方针却还是既定的，凡是荣总编拥护的就反对，凡是荣总编反对的就拥护。这种方针许多时候是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比如说，组记者团的事儿。荣总编很上心，尽力想着促成，他就一再推诿，指东说西，荣总编要他联系各报的记者，要关系熟的，好合作的，他就有意找了几个难伺候的、爱挑剔的——反正到时候他不出面谁也玩不转。
于诗风的心情近来更加烦乱，妻子几次来信催他回去，却闭口不提离婚的事，看来是要和他打一场持久战。老家是不能回的——好马不吃回头草，一定得在北京搞成一番事业，一定。正当壮年，他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事业以弥补情感上的缺失，不然每天一个人回到住的地方，那种空虚寂寞真是难熬。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往往不受理智的控制，整天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几个女性搅动的他心神不宁。蔡少云显然早就知道了他的事儿，最近一段时期的攻势一阵猛似一阵，这种轻易就能得手的女人让他感到索然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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