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元年正月二十四，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屯兵制的弊端暴露在了大庭广众之下。
已经八十多岁的兴州军士范济不远千里从兴州赶来，敲响了大明门外的登闻鼓，向宣德帝奏言兴州卫所兵员缺额严重，不少军户因为受到上官欺压而举家逃亡，长此以往大明军力堪忧，希望宣德帝能予以整治。
范济并不是普通的军户，他是元朝的进士，洪武时期曾任广信府知府，可惜后来受到案子的牵连被剥夺了官职，发配到兴州戍边。
虽然宣德帝已经从李云天那里得知了卫所兵员缺额一事，但万万没想到境况已经到了如此严峻的地步，竟然逼得一名八十多岁的老者跋山涉水前来京城进谏。
因此，宣德帝对范济的奏言异常重视，随即命吏部侍郎黄宗载、户部侍郎郝鹏和刑部侍郎樊敬等十五名各大部院的堂官下到地方，清理各都督府下辖卫所的兵员数目。
为了实时掌握各都督府下辖军户的变动情况，宣德帝随后又制定了“清军例子二十四条”，将派遣各部堂官、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言官清理天下行伍定为了常规。
与此同时，这件事情无形中也增加了宣德帝对李云天新军的期望。
二月初六，巡按山西的监察御史张政上疏，虽然洪熙帝免除了百姓因为逃往而荒废田地的逋税，也就是欠交的租税，但实际情形却不容乐观，山西那些逃往返家的百姓多复愁沮。
究其原因，当初这些百姓逃往的时候，地方衙门的官员担心遭到上司的怪罪，故而大部分因为逃往而荒废的田地没有上报，户部也就不得而知，也就无从免除所欠的税收。
如今这些逃往的百姓归来，地方衙门的官员依旧上门征收那些荒废田地的税收，这样一来恐怕使得那些百姓因交不起税收而再度逃亡。
在这件事上，宣德帝展现出了他的果决，当即谕令户部尚书夏元吉：“大赦之后，何逋不除，岂可谓初未申闻，但要交纳！此乃失信于民。”
于是，户部遵从圣谕下文给各地衙门，悉予免除逋税。
此时此刻，李云天已经离开了京城，亲自在北直隶的八府二州给武举造势，大张旗鼓地宣传讲武堂，将讲武堂包装成为了宣德帝的麾下的御林军，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从讲武堂毕业的学员将直接获得隶属军阁的军职。
由于李云天是宣德帝眼前的红人，又是都察院的御史，因此北直隶八府二州的官员对他甚是客气，这使得李云天在北直隶的宣传一帆风顺，引发了不少读书人对讲武堂产生兴趣。
而在宣德元年二月初一，宣德帝下令正式成立军阁，军阁衙门以原兵部衙门为办事场所。
与此同时，宣德帝还下令成立农部，以补全六部之数，由于农部衙门是新建立的，故而位于大明门左侧各部院衙门最远端。
军阁的七名阁员悉数到任，分别是：
原京畿都督府大都督、忠国公周征。
原兵部尚书陈洽。
原兵部左侍郎秦牧。
原京畿都督府左副都督鲁、义国公仲乾。
原浙江都司都指挥使、武定候吕大海。
原陕西都司都指挥使、勇清候孙毅。
原河南都司都指挥使、忠远候彭玉。
其中，周征是军阁首辅，陈洽是军阁次辅，其余五人是军阁群辅。
农部尚书和左侍郎的人选也已经确认，原南京户部尚书韩悠调任农部尚书，原工部右侍郎董泽海升迁为农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空缺。
为了精简结构和强化责权，农部和工部率先进行了改革，都将不设右侍郎一职，右侍郎将成为了一种加衔。
不仅农部和工部，京城各大部院衙门自此也将逐渐取消同级左右职务中的右职，以左职为常设职务，右职则成为京官出差时的一种加衔。
例如，总督通常加衔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通常加衔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宣德元年二月初八，北直隶举行了新式武举的首次考试，八府二州有两万余名符合规定的考生参加了此次考试。
武举考试分为两大场，第一场文考，考文墨，第二场武考，考武艺。
出乎人们的预料，这次文考与往年历届截然不同，采用了一种崭新的模式――分数制试卷。
试卷上分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默写题和论述题四大部分，每道题都有一定的分值，总分为四百分，然后按照分数的高低排列名次。
如此一来，不仅可以节约考试的时间，而且考试的结果更是一目了然。
尤为重要的是，此举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考出了考生的综合素质，同时也解放了考生的思维，不至于再死读书。
李云天将考试的时间定为了两个时辰，也就是四个小时，考完后将由当地的知州和知府组织人来批阅试卷。
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和默写题有标准答案，非对即错，因此批阅起来速度非常快。
对默写题李云天特意规定了相应的扣分标准，不至于出现一个错误就失掉全部的分数，颇为人性化。
至于论述题就比较麻烦，李云天给出了一个大概的参考答案，只要考生涉及到了参考答案中所提的要点就能得分，尽最大可能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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