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郑和宝船时，先要堵住船坞与长江之间的闸门，当船坞里建好郑和宝船后，等潮水来时再打开闸门，引进江水把船舶漂出去。
从船坞的长宽来推测，当时建的郑和海船已经能达到四十多丈长、十八丈宽。
船厂的督造官员中除了一名专职造船事务的工部郎中外，还有员外郎、主事、提举，帮工指挥等官员，仅仅下设的厢长、作头等低级班头就将近百名。
为了造出足以在海洋上航行的海船，造船制舶的工匠由朝廷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及江苏等地的工匠中调来，分工细致，协同合作，下编四厢，每厢分为十甲，每甲设甲长，统管十户：
一厢分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分为船木、铁、缆匠；三厢为艌匠；四厢分为棕、篷匠。
另外，船厂里还有内官监匠，御马监匠、看料匠、更夫、桥夫等人员，有着一套无比庞大复杂的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明初的造船业十分发达，民间造船厂主要生产小型的****船只，大船的制造由官府主导，其制造工艺和技术稳居世界造船业的龙头地位。
除了南直隶设有龙江船厂外，大明还在福建的福州设有五虎门船厂，广东的新会设有东莞船厂，其他的地方，如太仓、临清、直沽、辽东吉林等地也都设有造船厂，造船的种类有海上远航用的大型海船，也有海上或江河作战用的战船，以及运粮的浅船和航行在江河的快船等等。
在大明的诸多船厂中，排在第二位的自然就是福建福州的五虎门船厂，其设立是洪武皇帝用来防御倭患，专门生产对抗倭寇的海船――福船。
《明史?食货志》有过记载，说福船“能容百人，底尖上阔，昂首尾高，舵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砣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
而广东新会的东莞船厂则排在第三位，制造的“横江船”和“乌槽船”也是海上的战船，名为“广船”，船体的灵活性和坚固性超过福船。
至于其他地方的造船厂，生产最多的自然是江河湖泊中的运输船只，毕竟明初的时候以内陆河流的船业为主。
尤为重要的是，永乐帝迁都北京运送粮食的漕船需求量大增。
运粮的漕船分为两种，一为遮洋船，一为浅船，前者用于海运，后者用于河运。
据《明会典》卷二百的记载，明初粮船最多时达到一万零八百五十五只，其中遮洋船三百四十六只，浅船一万零五百零九只。
方有节当然不会是无缘无故地出现在这里，李云天离开京城前往交趾平叛的时候向宣德帝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为了确保交趾与南海诸国海上贸易的顺利进行，他要打造新型海船来抵御海上的海盗，希望宣德帝将龙江船厂从工部划归到讲武堂的名下。
而且，李云天向宣德帝打了包票，所有的建船资金都由讲武堂自行筹集，不要户部一分一毫的银子。
自从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后，由于大明国库空虚，一时间再也没有精力组织起第七次下西洋，向西洋诸国宣扬大明的国威，再加上大明的禁海令，这使得龙江船厂的处境每况日下，成为了一块鸡肋，处于无船可造的尴尬境地。
由于龙江船厂的工匠加上家眷有上万人，如何养活这些人已经成为了工部的巨大负担，故而李云天的提议很快就被工部的人同意，趁机甩掉了这个沉重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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