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茂生一直觉得自己在做梦，在梦中，他中了状元。
这也难怪，作为一个穷乡僻壤的穷书生，平日绝大多数时候是和锄头打交道而非和书本打交道，虽然自从束发以来自己便在读书一事上下了不少的功夫，但再怎么说，半路出家的兼职读书人也无法和那些自幼便生在书香门地的贵人们相比，周茂生也没有一个目光远大的老爹，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子读书以便出人头地。周茂生的父亲生前支持周茂生读书的唯一原因便是老人家自己看不懂账本，吃足了胥吏们的苦头，因而周茂生自幼练习的大字不是三字经千字文，而是从壹到拾十个汉字数目字。
若论起读书，周茂生自觉倒也不算太差，但若论起做文章，他就退避三舍了，那些华丽的辞藻和繁复的修辞不是他肚子里这点墨水可以写出来的，更不必说那些典故了。
因此周茂生的策论，基本上没有连篇累牍的典故引述，只是遵循着最浅显的因果逻辑本分而言，而通篇文辞不显，多数竟是大白话。只是周茂生自家的字还算不错，周茂生想自己纵然别的都落榜，挣一个“书士”也算是有了官身了。
然而就是他那篇《论教育》的白话策论，被李太尉亲点了个十分的满分。
据说为了他这份策论，太尉和侍中这两位延州大佬曾经争论了一番，李彬虽然不是以文章著称于当世，却也看不上纯粹的白话文，对于李文革把满分打给周茂生这篇文章自然是有意见的。
然则李文革给的评语也颇为刁钻，丝毫没有提及文采掌故，李太尉在卷子上歪歪扭扭批了二十个字：立论宏大，见识深远，逻辑清晰，例证恰当，推理明白。
李彬曾经毫不留情地嗤笑：“怀仁自家不读书，便抱怨人家文章写得太深，焉有是理？”
李文革则毫不容让辩解道：“开科取士取的是未来的州县官吏，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是要呈送给我来批复的。若是他们呈送的东西我看都看不懂，又怎能酌情批复——那便只能一体驳回去！治政是件实在事，来不得半点花哨，既然如今是我在主持延州军政，那么州府上下，自然就要以我所视所听为准。文革虽然不读书，却也知道文章千古事，魏晋华词败坏了风俗，这才有韩文公复古规正，只是秦汉体例虽好，仍旧不是天下人皆能赏读的。若论起诗词歌赋，自然是文采越高越好，然则说起案牍文告，则以实用为第一。”
李彬苦笑，他明知李文革绝非不学无术之辈——不学无术之辈是绝举不出韩愈复古的掌故来的——但他却实不能理解李文革在策论标准上的执拗态度。李文革的道理虽然说不能说是无理取闹，但这道理对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冲击实在太大，李彬担心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
“怀仁自有一番道理，只是这番道理，却难教士子们心服！”
“我并不要大家心服……”李文革真诚地摇了摇头，“在大道面前，士人应当有所坚持，而不是一味盲从。至于具体到此事，相公可待日后再观其正缪，须知实践乃检验真理之唯一标准……”
不管李文革是怎样求得李彬的首肯的，最终的结果便是，周茂生因七科总分第一被点为状元。
延州官场对于人才的需求实在是太迫切了，秋闱发榜的第二日，八路军节度长史秦固便开始在长史书房走马灯一般接见这些得中的考生，每位考生在获得接见之后便会获得已经由秦固和李文革联署的委任文告，并由布政司勾判曹发放路费，限三日内启程分赴地方州县上任。
根据成绩不同，分发的实职各有不同。
获得进士出身学位的士子们一般是直接被分发到了节度府三司十二曹做从事或者各州判官署为三曹各科主簿，同进士出身名次比较靠前的分发各州署为主簿典史，名次比较靠后的则分发各县做丞尉主簿，也就是所谓的亲民官。而那些单科成绩突出的同进士或者学士则被留在了州府，分别出任各位节度参军的令史书令史。
对于进士及第的三鼎甲而言，工作分配显然应该受到优待，唐代状元大多直接进入朝廷中枢担任拾遗补阙的寄禄官并被委以直史馆的差遣，这无疑是一个受到所有科制官员青睐的清要美差，不必远离繁华的京师跑到偏远生活条件极差甚至人烟稀少的州县去做所谓的亲民官。当然，为了最终入主中书宣麻拜相，外任官的资历是绝不可少的。不过与一般科举的士人相比，状元们可以一直在中央稳稳当当做到五品大员之后再外放领郡，那时他们高则以观察黜置使的身份巡查一道，最差的也可以在京都周围或者河北河东等地寻找一个富庶州郡稳稳做上一任刺史，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他们在堂皇然迈入政事堂“同中书门下承受进止平章事”时多上那么一笔“州县”的履历罢了。
所谓状元，称之为天之骄子，并不过分。
延庆秋闱的三鼎甲待遇虽然没有举国大试这么好，但是相对其他名次靠后的考生而言，也还是有区别的。
探花郎高绍良径直除节度府转运司水路转运曹水文测绘科主簿，正八品上，属于节度府直辖官员。榜眼赵垣除金城令权知金城县军政事，正七品下，是外任县官里面品秩最高实权最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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