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日28日，是农历己未年正月初一。
大部分的京城市民在度过了一个没有年三十的除夕夜后，又开始了他们为期三天的新春假期。
这一年的春节与1978年相比，其实无论是过年的气氛还是形式，都有了一定的全新变化。
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呼吁复苏“年”的呼声更高了。
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和《让农民过个“安定年”》。
相反的，主张继续坚持“过革命化、战斗化春节”和响应号召“不请客、不送礼、不张贴春联、不大吃大喝”的声音却寥寥无几。
在民间自觉迸发出的热情下，不但全国各地年画空前畅销，贴春联的行为也大范围地复苏了。
红纸黑字的“万年红”贴遍了千家万户的门口，一张张贴在门上的大大的“福”字将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表露无遗。人们用这种最传统的形式表达对时代最深的欣喜！
要知道，在七十年代前期，可基本上都是城市平房居民和农家小院才贴春联。
内容基本都是“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或是“岁岁平安日，年年如意春”之类的老句陈辞。
而1979年，春联不仅从乡村贴进了城里的单元楼，词句也由简单的豪言壮语变得带有对未来、对新时代的期盼了。
如“喜气洋洋过春节，身强力壮迎长征”、“四化美景振人心人心思跃，公报春风拂大地大地生辉”，或是“新长征起步春光明媚，现代化开端金鼓欢腾”，“富国安邦人欢财旺，移风易俗送旧迎新”。
其次，1979年的春节，京城人们普遍感觉餐桌上的年夜饭丰盛多了。在年货和各类商品的供应上，都有了可喜的增长。
虽然食用油、花生、瓜子、芝麻酱，鸡蛋和蔬菜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但富强粉的定量由每人一公斤提高到了两公斤。粳米也由一公斤变为了可购买全月定量。
猪肉在定量的基础上可以凭本额外多买2.5公斤。活鸡、带鱼都更充足了，而且市场上居然还难得一见地出现了冰冻虾仁和鱿鱼。
至于烟酒茶三样儿，以香烟的供应增长最为显著。
除甲级烟和乙级烟中的“前门”、“恒大”、“香山”、“八达岭”需要凭证每人每次限购四盒外，其余牌号的乙级烟敞开供应。
白酒虽然仍有一些限制，但已相当宽松。
京城城镇居民可凭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白酒1.5公斤。集体户口个人可凭证每月供应500克或一瓶酒。购买散装白酒500克以下不再登记。
在茶叶供给上，也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
1979年1月10日，京城市政府作出决定。除每500克5元、6元、8元的三种花茶仍收0.5张工业券外。其他茶叶一律免券供应，这立竿见影地促使了“高末儿”销量大增。
（注：高末儿为京城土语，即价格低，质量差的碎茶叶）
当然，还不光只有这些，要说变化最为明显的还得属糕点、糖果。
这一年，不光像“话梅糖”、“牛轧糖”等一些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老产品恢复了生产。同时，外省市和进口的新产品、新口味糖果也进入京城市场。
“红虾酥糖”、“吉利酥糖”、“牛奶朱古力”、“蛋香饼干”、“香酥饼干”、“特制蛋糕”、“巧克力棍糖”等11种全新的产品，也依次摆上了商品柜台。
完全可以说，糖果市场已经最先一步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不但不限量，居民购买和选择余地也加大了。
因此，从这一年开始，过年时，一个家庭的孩子们聚拢在一起，虎视眈眈盯着父母给自己分几块“酸三色”水果糖的情景，逐渐成为了被遗忘在脑后的历史。
另外还有，春节娱乐方式也从过去单调走向了丰富。
应该说，贯穿七十年代前半期的春节娱乐主题基本可概述为，样板戏、革命歌曲、革命舞剧、革命电影、纪录片。几乎十年如一日地延续下来。
然而从1977年起，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春节气氛开始变得鲜活起来。
五颜六色的灯笼，娓娓动听的“空竹”、各种各样的鞭炮、脸谱销量大增。
人们着魔似的喜欢放鞭炮，以至一段时间内关于鞭炮伤人的事件层出不穷。
各种游园活动也重新盛行起来，体育环城赛跑活动和一些传统游戏得到了恢复，如套圈、射击等再次出现。人们特别热衷于猜谜语，谜语灯会空前火爆。
电影院里也不一样了。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多年后重新露面的《阿诗玛》、《桃花扇》、《李双双》这样的国产电影，而且慢慢地，还可以看到来自国外和香港的故事片。
到了1979年，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开放和丰富。
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竟然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在此之前，跳交谊舞额是作为“封资修”被禁止的。
于是从这一刻起，跳舞热从中南海的红墙内蔓延出来，民间舞会潜行了一年多，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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