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既然方向明确了，直接就拿钱去商店里买翡翠、玉石吗？
不，哪怕市场售价下调，这么做依然不理智，这行里的水分可是大了，而且现在还是个从未有过的特别时期。
咱得慢慢说，才能明白这里面的事儿。
确实，我们翡翠和玉石作为我国特种工艺品主流品种，一直都有着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旺盛的生命力。
特别是京城的玉器行业，已查明的历史源自商周，从元代就开始兴盛，通过明清两代的发展，更达到了空前繁荣。
清乾隆朝的时候，只凭各种美玉良材云集京城，就可知生产状况。
当时有来自国外的西碧玉、西洋玛瑙、木变石、珊瑚等，还有关东岫玉、云南玛瑙、荆州玛瑙、湖南矾晶。
而且平定叛乱后，和田玉和缅甸翡翠进京之路也被打通，每年这两个品种都各有两吨多的进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虽然有外国资本侵入，但这些玉器行业却几乎从来没有遇到相应的“洋货”与之竞争。
所以这个行当一直保持欣欣向荣，名家倍出的发展态势。
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海禁大开，京城玉器更成为国外竞相争购的佳品，以至出现了“闹洋庄”的场面。
仅据本世纪初至二十年代期间的文字记载，当时世界各地举办的博览会不下三十余次，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只参展十次，但京城的玉器次次荣获金银大奖。
哪怕解放初期，当时百业凋零，全市仅存寥寥几家玉器作坊。
但只要能使其恢复正常生产，一年就可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外汇。若用这笔款项买粮食，足可养活全市百姓一个月。
而以上种种都足以证明“北玉”、“京作”、“精作”的美名誉满中外，京产玉器已经获得海外艺术鉴赏家的认可，视为收藏价值极高的珍宝。
要按理说，既然京城玉器的审美价值已为世人所共知，得到了普遍认可，应该是不会陷入销售困境的呀，反倒应该是创汇主力才对啊?
嗨，这不就得归结到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上了嘛！
想想看，死板的政策连普通的行业都发展不好，连普通工人的积极性都很难激发。
就更别说这种一直以“师徒相传”的方法承袭，且需要灵性、悟性、恒心、精心才能学好、干好的行业了。
建国后，玉作行业里，有几个问题是长期存在，无法解决的。
首先就是好手太少，且缺乏青工和学徒，技艺传承上有严重问题。
现有的京城玉器特艺师一般都建国前后已经艺成出徒的老艺人，青工很少，全业技术较高的仅五六十人。
可他们的业务虽好，却都不想招收学徒。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这行业太苦，而要求从业者的门槛又较高。
相比起来工资待遇就不具备吸引力了，本身年轻人就不爱学，不爱干。
另外从老师傅的角度来说，教徒弟也太耗心力。
这又不像过去，徒弟对师父有赡养义务。
现在的徒弟只是名义上的，有的人都不太尊重自己的传艺者，那谁爱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
真要是厂里有令必须带徒弟，老师傅们也不过是“汤事儿”罢了。
他们对待青工，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既不藏私，也不强求，能学多少，随缘而已。
不夸张的说，实质上已经到了“人亡艺绝，绝技失传”的地步。
其次，上级单位太过短视，对创汇期望又过高，于是严重透支京城玉器行业的商誉。
这一条主要是行业领导认为国外市场一般要求大路货，不太懂行，对精品要的不多。
那么为了争取创汇，就过度的要求数量，而不重视质量。
收购公司在加工定货、收购上又缺乏计划，需要时急催完成任务。
稍有积压，则又马上停止收购，订货成本扣的很紧。
而生产方的领导，他们机械地按其他工业生产办法，估出成本，限制工数。
就连分配制度上十分不合理。
没有实行优货优价，按劳动价值给报酬。
反倒是从效益出发，单纯按工件数量算计。
这就导致老技术工人待遇比年青工人高不了多少，甚至还很吃亏。
像有的老师傅责任心重，干活注重质量，可费了工，也不给增加工缴费。
而糊弄事的年青生产者反而受益，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不超过工数。
一般不再加工细作，精益求精，只要能符合大致标准，交上活就行。
自然而然，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体市场上缺乏精品，大部分产品都是谈不上“出彩儿”，相对平庸的“行活”。
像洪衍武就曾在王府井的工艺美术服务部买过一些看着不错的小摆件拿回去给母亲看，也买过几个翡翠镯子，打算送给家里的女眷。
价格虽然不菲，每件几乎都赶上田黄大料的钱了，但他却被坑了，母亲给予的评价实在不高。
王蕴琳只说料还凑合，但题材死板，工也差得远。远不如以前的东西。
这就是买到“行活”了。
三，由于工艺品出口体制和收购机制的垄断性，生产方在产品定价上长期处于弱势，企业收入很低，
但销售方因为控制定价权，却利润丰厚。两者之间矛盾日异严重。
我们不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据调查资料显示，京城工艺美术工厂1972年生产的《神鹿宝车樽》，厂方定价1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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