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完了几处科学研究机构之后,李润石领着章瑜参观了技术学校。中国已经正式将义务教育定为八年制强制义务教育。小学五年,初中三年。初中毕业后或者进入技术学校,或者继续上高中。高中毕业后再次选择进入技术专科学校或者大学上学。
当然,不管是什么学历,人民党实施了同工同酬的政策。毕业之后的收入与学历并无太大关系,工资薪酬方面技术工人与科技研发者的差距不大。奖励全部是针对科技突破或者技术创新与改良。大概统称为专利。
这件事尽管是李润石负责的,在进行国有企业调整中,李润石蹲基层,下车间。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最后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
最早的人民党工业生产部门中是不存在所谓管理岗的职务,所有的单位都只分一线工人与培训岗位,这个培训岗位是由技术精湛的老工人负责。这样的分配在逐渐遇到抵抗。封建行会体系的支柱之一就是师徒制度,中国与国外相差不多,都是实施了技术封锁,行会壁垒。不少老师傅根本不想把自己的“绝活”教给其他人。而且不少新工人也未必真是真的抱着提高个人劳动水平的态度参加工作。
为了对抗传统的封建,为了提高效率,培训岗位逐渐独立出来,成了管理岗位。这一度解决了当时的问题,可工业发展速度太快,培训岗位自己因为脱离一线生产,技术水平更新开始逐渐拖了后腿。所以更加复杂的管理岗位以及技术岗位也逐渐出现。这些岗位在某些方面推动了生产水平提高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在阻碍着生产水平的提高。想在管理与效率中寻求一个平衡,难度大的超乎想象。
章瑜对李润石的看法非常赞同,陈克的好处之一就是他所建立的制度随着工业发展反倒越靠后越展现出其“先进性”来。这样的高速发展的后续效果也开始凸显,人民被越来越深的卷入工业化时代,摆脱了农业化体系,人民开始尝试对工业化中国产生自己的看法。李润石发现,哪怕是人民党内部,对于工业化时代人民的反应也未必是赞同的。
从劳动者中,从基层人员中逐级选拔管理者,这是人民党的做法。只是这做法现在还缺乏一个更加系统化的理论做指导。任何人都希望能够少出力多收益。哪怕自己可以心甘情愿的承担辛苦工作,还是希望自己的亲人孩子能够更安逸舒适一些。哪怕是陈克自打革命开始就非常注重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来不对革命做任何不实事求是的描述。如何令人民能够直面现实依旧是一个大问题。
就如同周树人写的《人生论》里面所幸直白的说道: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的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作为宣传部长,李润石自己很清楚周树人所说的是“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可那些反对劳动的人着眼的却是看似这文章中对人民党的反对。“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无疑,这个“他们”是指眼下的中国人民,社会变革的不适、茫然、剧痛,都由这些人承担着。反倒是更年轻的一代人出生在开始迅猛工业化并且相当程度工业化,未来会更加工业化的时代。他们本身就是工业化所创造的一代人,农业时代对他们来说是过去,甚至是一种故事。对于在农业化时代拥有特权的一批人,对于在工业化时代彻底失去特权的这批人,开创引领不断推动中国工业化的人民党,就是邪恶本身。
李润石与章瑜讨论着这些问题,章瑜很认真的在听。这是中国不可辩驳的现状,中国几年前曾经出现过一个讨论,农业化时代与工业化时代相比,到底哪个时代的人更辛苦。一开始,不少意见都认为是农业化时代更辛苦。毕竟农业时代农忙时期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不是谁都能承担下来的。可这些比较深化之后,这种观点就发生了变化。
工业时代的确让生活更加方便,更多的营养,更多的医疗,更多的知识,农忙时节的体力劳动绝对强度不断降低。可换一个观点,以前只有庄稼把式们才有机会一年忙到头,现在是整个社会的男女们都要一年忙到头。随着社会分工,每个人付出的劳动量只多不少。机器的使用,更多的新产业出现,产业链不断完善。工业社会的劳动者们更加辛苦,能够成为劳动者的绝对数量更是有农业时代的数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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