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督一般是一省一设，但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五省不设提督，以巡抚兼领提督事。
张勇“领山东提督事”，伊克桑“领安徽提督事”，就是说，鲁、皖两省的巡抚不再“兼领提督事”；事实上，张勇和伊克桑也不会跑到山东、安徽就任，只是“遥领”，那么，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意味着军制、乃至政制的重大变化即将发生。
到了晚清，各地的旗营、绿营，即各位提督下面的军队，已完全沦为治安部队，甚至连治安战都打不了。这帮丘八，正经野战根本不能指望，更别说近代化的战争了。
一定要打，只能够像湘军、淮军那样，临时拉杆子，拼凑出一支部队来。这种部队的战力，不论曾国藩之流怎样会“看人”、“治军”，说到底系于两点：一，银子；二，同乡情谊。
所以，仗一打完，银子赚饱了，气就泄了，战力顶多剩下五成；同时，自然变成个“同乡会”，成为统兵将领的个人私产，国家指挥不灵。于是对于国家来说，战力再打个对折，顶多剩下个二、三成。
这种部队，有什么用呢？
关卓凡的规划中，这一类部队，不论旗营、绿营，湘军、淮军，全部都要裁撤、缩编，留下不超过五分之一的尚堪用者，一部分整编成纯粹的治安军，每省置一副将、甚至参将足矣；另外一部分，进入新建立的警察系统。
裁军要花钱，但养着大量没有用处的军队更花钱。
同时，在轩军的基础上，建立正规的、近代化的国防军。
新的军队，不论是国防军还是治安军，都要和政权严格区离。
现在的地方督抚，不但拥有行政权、财政权，还在事实上拥有军事指挥权。
清朝和明朝一样，为防止武人跋扈乃至作乱，刻意压低军事指挥官的地位和权力。提督从一品，总督正二品，巡抚从二品，但军人提督却要受文人总督和巡抚的节制，从一品的官，见到正二品和从二品的官，要行庭参礼，非常搞笑。
为使行礼受礼的都没那么别扭，拉近大伙儿的距离，朝廷一般会给总督和巡抚加一个衔头：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这两个从一品；侍郎，这个正二品。
有的总督是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是从一品，殿阁大学士是正一品。大学士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衔头了，对于一个提督来说，这是泰山压顶般的存在。明明和人家平级，或者也就比人家低一级，但到了人家面前，未等行礼，腿脚就先变软了。
这种制度在有效地控制了武人跋扈的同时，也有效地消减了战斗力；还有，中央政府足够强大的时候自然无事，但一旦中央政府衰弱，手中同时捏着政、财、军大权的地方督抚便很难控制了。
这是原时空清朝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关卓凡既要改革军制，也要向地方收权——首先要收的就是军权。
所以，张勇和伊克桑“领提督事”，不是单纯意义上去山东和安徽占地盘的。而是，一，裁撤、整编当地的军队；二，将原属巡抚的军事指挥权收归朝廷，或者说，暂时收归代表朝廷的关大帅。
山东这块地盘，东捻、西捻都覆灭于斯，就是说完全是由关卓凡打下来的，拿过来一点问题也没有；安徽，苗霈霖、李世忠都自淮北起家，又都衰在轩军手中，朝廷以此为由交给了关卓凡。但安徽一向是李鸿章的地盘，似乎多少会引起点麻烦，但没关系，山人自有妙计。
打完了仗，裁汰劣兵，收军权于朝廷，两宫皇太后和军机全班当然举双手赞成。但刚开始的时候亦不无忧虑，怕的是会遭到地方督抚的抵制。但关卓凡成竹在胸，很快，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是正确的。
最配合的就是手上军队最多的那位：李鸿章。
大出李鸿章意料的是，剿平东捻之后，关卓凡在报捷请功的折子中，极力铺叙淮军的功劳。单从字面上看，淮军简直还在轩军之上。
关卓凡这么做，有三个原因。
首先，虽然刘铭传对鲍超恩将仇报，但淮军整体上确实是有功劳的。在轩军回国之前，官军比较成功地执行了关卓凡“略陈剿捻二三事”的方略，其中，淮军是主力。这个为轩军最后速竞全功，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其次，不管李鸿章有多少毛病，纵观当时的地方督抚，他算是思想最开通、能力最强的一位。做什么事情都是需要同盟军的，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的改革和建设，需要李鸿章这种人的支持和参与。
再次，就是俺要裁你的淮军，希望你配合。
李鸿章作为一个读书人，和中国其他所有的读书人一样，最大的梦想是“入相”，即当上大学士。但这个，得拿功劳来换。
这个功劳，关卓凡给了李鸿章。
内阁大学士两殿两阁，一共四位；协办大学士两位，都是满汉各半。
拜胜保之赐，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出缺，遗缺由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升补。空出来的这个协办大学士，给了四川总督骆秉章。
不想廷寄没到四川，骆秉章便病逝了。于是，这个协办大学士转到了资格最老的吏部尚书朱风标手里。朱风标官运爆棚，他刚刚入阁，武英殿大学士贾桢就告病，于是朱风标顺理成章地扶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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