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轩军回国之后，关卓凡反倒一度放松了情治工作的力度——刚开始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
不能简单地说关卓凡不重视情报工作——哪能转变得这么突然呢？
比如，轩军入鲁剿捻的时候，关卓凡大打“军民鱼水情”的牌，严明军纪，厉禁淫掠，还送了一万五千套棉衣给当地的老百姓，就是为了争取民心，套取情报。这一招很灵光，老百姓不但不再通捻，还积极为官军通风报信，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剿捻，“官军耳目闭塞，捻子消息灵通”的被动局面。
在轩军已经中了赖汶光调虎离山之计的情况下，当地圩寨飞马给官军传递消息，华尔得以及时变更部署，堵住了任柱的马队渡小清河北窜之路，为歼灭这支东捻最具战力的部队，打下了不移之基。
剿捻的情报工作，关卓凡走的是一条“到群众中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TG之路。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关卓凡抓情报工作，隐隐然玩的也是这一套。这实在是关卓凡在TG治下出生、长大，打小就对此印象深刻，亦颇有所悟的缘故。
这当然是正办。但是，这条路子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老百姓只能接触到自己周边的、社会底层的事务，而情报工作的对象，可不仅仅在市井阛阓之中。关卓凡的对头，更多在高墙朱门之后。
最关键的是，关卓凡并没有在和平时期建立独立高效特务情报机构的明确意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到有这种需要。
因此，大规模的征伐告一段落，战争对情报工作的迫切需求暂时消失，轩军的情治系统的的建设，便很自然地放缓甚至停滞了下来。
缺乏“制度土壤”也算原因之一。
清朝没有前明的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机构，政府既没有刺探阴私隐秘的意识和兴趣，也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从好的方面说，这是政治清明的表现；不过，另一方面，因为缺乏相关传统，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会受到一定影响；对于信息变化的敏感度，也会比较的弱。
轩军毕竟是从这个“制度土壤”中长出来的。传统的军事行动，只有“哨探”的做法，没有完整、系统的情报搜集、储备、整理、分析、判断的概念，关卓凡再怎么开穿越金手指，也不能不受到主客观条件的相当的制约。
《孙子兵法》中，倒有所谓“五间”之说——“乡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
“乡间”，是用敌方乡人做间谍；“内间”，用敌方员吏做间谍；“反间”，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生间”，就是刺探敌情后顺利生还；“死间”，用潜入敌方的我方间谍传递假情报，使敌受骗——事后，我方间谍不免身份暴露，被敌处死，乃谓之“死间”。
这“五间”，说的头头是道，只是大伙儿学以致用的时候，大多零打碎敲；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完整系统地实施“五间”的，少之又少。
安德海一案，关卓凡猛然惊醒于自己的“短板”——若论情治资源之丰，自己何止千百倍于那个死太监？怎么会如此后知后觉，落了个死太监的后手？
懵懵懂懂地，几为阉人所算——耻辱啊，耻辱！
资源虽丰，运用不善，这不是“志得意满”、“疏忽大意”就能够交代过去的。
情报的作用，不是为了被动应变，而是在经年累月获取大量资料的前提下，整理、分析、判断，找出真正有价值的部分，“预见机兆”，制敌于先。自己没办法躲到阴影里，就得把敌人拉到聚光灯下，不错眼地盯着，一举一动，尽在掌握。
敌人若有异动，我即先发制人。
痛定思痛，关卓凡决心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直接对自己负责的情报机构。
在架构上，这个部门应该纳入“军事委员会”系统，则对“委员长”本人直接负责，便是天经地义的了。
叫什么名字呢？“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呃，恶趣味过甚了。
最后定为“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正团级。
出任“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处长的，是个和关卓凡同岁的年轻人，名字叫做陈亦诚。
有趣的是，“亦诚”这个名字，是关卓凡替他取的。
陈亦诚，原名陈景浩，浙江杭州人。他是富家子弟出身，十几岁的时候，被家里送到上海的洋行做学徒。他人既聪明，又勤奋好学，出师之后，短短数年间便做到了买办。
正在春风得意，杭州的家里，却出了大事。
陈家为了一块买卖蚕丝的“牙牌”——就是营业执照，和人打起了官司。对头叫做王佐臣，是个丁忧在籍的士绅。牙牌原在陈家手里，王家想夺了过去。陈家有钱，也占着理儿；但王家有势，县、府、道，甚至省里，都不能不卖王佐臣的面子，这个官司一时半会儿的就打不清爽。
官司打不下来，王佐臣先急了。
买卖蚕丝，先要买，才能卖。收买蚕丝这桩生意，是讲究时效季节的。每年三、四月分，春蚕吐丝，过了这个点儿，就算拿到牙牌，也得等到明年才能向蚕农收丝了。陈家牙牌在手，自然拖得；王佐臣向钱庄借了大把银子，如果拿不到牙牌，收不到丝，就是白被钱庄吃利息，因此是拖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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