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定府，赵州。
信国公汤于文骑在马上，带着一行勋贵子弟缓缓地朝骑兵军营寨深处走去。
他表面上虽然装出一副恬淡模样，可眼睛却四下扫视，胸中也起了万丈波澜。
表面上看来他得了朝廷的任命来宁乡军做监军，其实肩上却压力了一份沉甸甸的重任----争取自家兄弟汤问行，争取骑兵军，重建五军都督府。
是的，这两年，表面上看起来，我大明朝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扬州之战消灭建奴八旗主力。如今，各军正在北伐，拿下北京，恢复故都已成定居。
除了四川和湖广还有张献忠和闯贼、建奴残余负隅顽抗之外，各地的军事行动都进展得异常顺利，和平仿佛就要降临，至少是整个江淮和山、陕、齐鲁、北直隶的战事都将在一年内结束。大明朝算是保住了，国家的元气总算得到延续。
可就在万众欢欣鼓舞之时，还是有人能够透过现象看到内里的本质。一个藩镇割据，武夫当国的时代就要来临。中央威信荡然无存，政令不出南京。
如今，出了南京，福建是郑家的地盘；扬州、徐州甚至未来的山西和北直隶是孙元的，山东是刘春的，河南、陕西必然要落到高杰手中；湖广在庐凤军西征被收复之后，黄得功必然是不会吐出来了。
如此一来，朝廷所管辖的地盘只有区区一个南京和江西、两广。
可以想象，这必然有是唐末藩镇的重演。
这断断是不能被容忍的。
在汤于文看来，马士英和阮大铖用镇海军制衡宁乡军不过是饮鸩止渴，扶植一个藩镇，打压另外一个藩镇，最后的结果不还是将孙某人换成了郑某人，朝廷费这么大劲，最后还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所以，这事归根结底，还是朝廷没有一支可靠的战斗力出众的军队。说句实在话，操江总督刘孔昭的队伍都是勋贵纨绔子弟，平日里杀一只鸡都会晕血，已经不堪使用。至于马士英儿子马鸾手头的京营士兵，不过是一群泼皮无赖。这两位爷平日里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空饷，军营中人花花都看不到一个。只有在领钱的那一天，才能够看到汹涌的人头。
靠他们，可能吗？
别说同宁乡军这种虎狼之师沙场对垒，就算遇到各军镇中战斗力最弱的山东军，只怕也要尿裤子。当初建奴阿济格部逼近大胜关的时候，刘操江和马总督升帐点将，结果部队十停中只来了三停，其他人都逃回家去了。等到扬州之战结束，这些混帐东西才跑回军营请赏，气得刘孔诏和马鸾鼻血直流。
偏偏这些人要么是勋贵子弟，要么是南京土著，同朝中各方势力都有千丝万缕的瓜葛，动一个，就牵扯出一群人，没办法，只能强自忍受。
靠他们显然是不成的，于是，皇帝就将目光盯在其他军镇的士卒身上。毕竟各军镇的士卒都是在战场中打出来的悍卒。尤其是宁乡军，就汤于文所知，其中至少有三成以上的士兵在孙元麾下都打了十年仗了。这些老兵手上的人命没有十条也有八条，如果能够拉到朝廷这边，要想消灭各镇军阀，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不得不说，弘光天子的确是一代雄主，连这事都想到了。别看他平日间好酒贪杯，上早朝的时候也是大臣说大臣的，他自己在龙椅上酣然大睡。可一旦要想做什么，那就是雷厉风行，一刻也不耽搁。
拉拢骑兵军一事，事先根本就没有任何风声传出，汤于文做梦也没想到如此大事竟然会落到自己头上。
虽说也是一个国公，已经达到人臣爵位的顶峰，可汤于文这种信国公和孙元的曹国公比起来还真有点惨。孙元手上有十万勇士，管辖着好几个州府，几百万人口，手里的钱比大明朝国库里的银子还多。而他却只能整日呆在府中，日常所需全靠朝廷俸禄和祖上传下来的田地，说句难听点，一个小小的知县若是有心来找他的麻烦，就能让汤国公郁闷好几天。
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大概就是这样了。
实际上，大明朝在开国初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文官管理国家，勋贵领军，在那个时代，像汤于文这样的勋贵还是能够一展胸中抱负的。
可是，事情从英宗皇帝时起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木堡一役，英宗皇帝被俘，领军的勋贵也被也先一网打尽。再加上景泰帝继位后打压武将和贵族势力。
如汤于文这种贵族就逐步退出政治舞台，而领军的统帅也变成了文官。
或许，在朝廷在文官们眼中，勋贵和武将一样，都是潜在的反叛分子吧？
事情在弘光天子南渡之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在刘孔昭在夺嫡之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之后，南京开国勋贵子弟的日子逐渐好过起来。
就在一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正当汤于文要上床睡觉，突然间有人报，说是外面有位公公前来求见。一问名字，汤于文大吃一惊，来的竟然是司礼监掌印卢九德。
汤于文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天大的机遇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急忙穿衣起来。
他和卢九德在密实中谈了将近半个时辰，卢公公带来的是皇帝的口喻。大概意思是，朝廷准备重设五军都督府，将天下兵马都收归中央。将来，国家一旦收复北京，平定国内内乱，将不设九边重镇，国防统一又五军都督府负责，以此避免唐末藩镇割据的情形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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