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成敌人打入对方军营内部的事情，已经不算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了，早在1556年，一位叫做弗伦茨贝格的将领就在给雇佣军首领的十五条条例中，就详细地写明了应如何将自己的士兵假扮成敌人的士兵，潜入对方的阵营，传播类似于“首领已死”的谣言来动摇敌方军心的战术。
将一群加泰罗尼亚人伪装成西班牙人的军队也不是什么难事——毕竟此时能够与法兰西常备军在纪律与风范上并驾齐驱的军队还不多——这些来自于加泰罗尼亚贵族私有军队的士兵也各个高大勇武，神气十足，只要穿上整齐的衣服，披上斗篷，配上火枪和长矛，看上去也不比鲁西永的西班牙兵差多少。
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让鲁西永总督相信来人确实是来自于佩皮里昂的援军。
后世的人们时常有一种错觉，那就是生活在没有电话，铁路与电报的年代的人们，信息往来是十分滞后的，一个地方的人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往往要在道路上奔驰几天几天，又或是在河流与近海漂泊很长时间，若是有人想要隐藏自己的身份——无论是因为犯了罪，还是卑微的平民有意跃升等级，只要有足够的好运气，就能凭着谎言与伪装为自己带上一顶丝绒帽子（当时的爵爷都有一顶丝绒帽子，用帽子上镶嵌的饰物来确定等级）
事实上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一如数百年后一个阶层与另一个阶层依然泾渭分明。即便讯息不够流通，一个陌生人是否真的流着蓝血，只要主人屈尊与其交谈上几句就能一目了然。
毕竟贵人的子女们第一件功课就是背记谱系，他们或许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但要说起血亲、姻亲以及嫡系旁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是头头是道。
这些可是直接影响到继承权的关键问题。
还有衣着、马匹、侍从以及旗帜、纹章等细微的地方，更是布满了平民也许终生无法破解的陷阱，只要稍有差错，一场可怕的灾祸就会降临到假冒者的身上。
奥尔良公爵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在当初的敦刻尔克之战中，那位唐璜公爵可是在敦刻尔克与巴黎“旅居”了好一段时间，战争结束后好几个月才被西班牙人迎接回马德里——当然，他所受的待遇完全符合他的身份，卢浮宫有他的房间，有仆从，有亲密的女性“友人”，他甚至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西班牙使臣与朋友。
一些公务与私人事务当然也一样被送到了他的手中，以便得到及时的处理。
那时候路易十四还在里世界，巴黎人心不定，但当时的奥尔良公爵虽然因为种种——主要是王太后与马扎然主教有意推选他做摄政国王一事而夜不能寐，但他和达达尼昂伯爵的下属依然遵循不为人知的规定条例，将这位唐璜公爵的往来信件，文书，人员巨细靡遗地复制登记了一份。唐璜公爵当然也知道自己必然在法国人的监视下，并不会泄露什么真正的机密——但他的签名、个人纹章与口癖等等，他倒是真没放在心上。
此时这些秘密资料就起到了作用，奥尔良公爵从行李里取出唐璜公爵的纹章铜印时，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写了一份任命书，以及一份“唐璜公爵”写给鲁西永总督的私人信件。说真的，虽然克拉里斯神父没有亲眼见过唐璜公爵，却也见过不少卡斯蒂利亚人的达官贵胄，但单看这些书信，他都会相信眼前的这个人是个深受唐璜公爵信任的将军。
在给总督的信件中，奥尔良公爵大胆地以唐璜公爵的身份说，他对鲁西永总督的名字早已深悉于心，也相当欣赏他的为人与成就，才会让自己的心腹在托莱多的大人们做出决定前先行赶来以解鲁西永之忧——言下之意就是向这位总督抛出了一枚橄榄枝，就看他是否愿意接受了。
这位总督奥尔良公爵当然也是了解过的，他曾是帕蒂尼奥的一个下属，可惜的是不如其他人那样受到这位海军大臣的重用，在卡洛斯二世“身体康健”的短暂时间里，他通过“名姝”的枕边风投靠了国王，没想到的是看似已经痊愈的国王很快就发了疯，他不得已只能向王太后屈膝，但因为帕蒂尼奥更倾向于法兰西的夏尔公爵，王太后一方的人对这个曾是帕蒂尼奥下属的人忌惮不已，竟然把他打发到了鲁西永。
鲁西永总督又是气恼，又是焦躁，但遍观马德里与托莱多，他能投效的人实在是没几个了，托莱多大主教之前又和他几乎没有任何接触，他在来到鲁西永之前曾经联系过唐璜公爵的侍从，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唐璜公爵没有给他回音。
所以，如果来的不但是援军，还是唐璜公爵用来示好与拉拢的使者，这位总督大人一定会急不可待地把他们迎接到堡垒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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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人的叛徒以为自己发出了一声大叫，事实上门外的守卫也只听到了一声含混的咕哝，他歪侧着脑袋慢慢地从窗口滑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倒在地上，抽搐不已，也许到等到晚上，好几个小时后，才会有注意到他出了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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