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为了征伐南唐（江南）能够师出有名，后周朝廷在借口南唐（江南）涉嫌参与刺杀宋国公王崤峻的同时，还需要下旨让李煜进京见驾，以便在对方拒绝遵旨而行时，可以再给对方加上一条抗旨不遵的罪名。如今，对后蜀的征伐，这一切预先的谋划却都不需要了。在后周的威压之下，心中不安的后蜀君臣下了一招与当初南唐（江南）君臣差不多的臭棋，竟然去和契丹这个已经被北平军前几年一连串的打击搞得半死不活的势力结盟，希冀能够利用对方牵制后周的力量，以达到保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目的。
不过，李煜君臣当初尽管也是四处捞救命稻草，可至少他们还知道小心行事，在挑选结盟使者时多少还考察了一番，派出去的还都是对南唐（江南）朝廷、对李煜忠心耿耿之人。虽说其行为也均被“暗羽”相关分支机构侦知，但至少没有让后周朝廷拿到实实在在、不容抵赖的证据——这也是后者不得不用一条抗旨不遵当出兵理由的重要原因。
相较而言，后蜀孟昶君臣在这方面就要差上许多。如果说，他们明知道当初契丹人在收了李煜的重礼，并在口头上答应在必要时会对其施以援手，最终却坐看南唐（江南）灭亡而毫无反应的情况下，依然派人去和前者谈结盟、谈攻周，还可以解释为“病急乱投医”，解释为孟昶和他的一班手下在应对危机时能力不足。那么，在选择前往契丹谈判结盟事宜的使者时，放着那么多的文臣武将不去选择，偏偏选上了一个早就心向大周，一到开封便跑去告密的赵彦韬当副使，就不能不说孟昶和他的一班肱股重臣们既没有识人之明，也缺乏御下之术，根本不配做一方诸侯。也正是由于后蜀君臣的这一连串臭棋、败笔，才使得其求援不成，反而将自己图谋不轨的依据、铁证送到了后周朝廷手上，使对方可以名正言顺的出兵讨伐，连“不奉诏旨”的戏码都省了。
建隆五年阴历二月初一，后周朝廷以后蜀勾结外邦、图谋不轨、犯上作乱为名，下旨出兵讨伐。
建隆五年阴历二月初二，当后周朝廷讨伐后蜀的旨意还在晓喻四方的路途上时，早就在凤州、归州两州左近秘密集结待命的后周北、东两路伐蜀大军已经闻风而动，迅速前出，杀向当面的兴州、夔州。
代蜀北路军以开国伯、殿前司都虞侯、右金吾卫上将军、太原镇总兵官唐潮为主帅，以开国伯、殿前司马军都指挥使、右武卫上将军穆特尔为副帅，自凤州南下——唐潮太原镇总兵官的职责暂由自开封赶去的徐绍安代理。该军下辖“飞龙军”第二合成步兵师主力（步兵第四、第五、第六团，师属骑兵团一个营，师属炮兵团所辖迫击炮及七十五毫米野战炮各营，后勤支援部队）、“狼牙营”，以及“保安军”十个团，共计近四万大军。此外，为了弥补因道路难行——无论是穿越团队众将领，还是一线的兵士和后勤军官，都不认为进入蜀地必经的简陋栈道可以承载重达三、四千斤乃至八、九千斤的重炮——而不得不把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和一百三十毫米攻城炮留在凤州的北路军在直瞄火力方面的不足，委员会特批将仍在研发过程中，尚未正式定型服役的一百零五毫米无后座力炮投入小批量生产，紧急制造了二十四门炮和一千二百发炮弹加强给了他们。为此，科技部所属“翔龙生产基地”、“太原生产基地”和“开封生产基地”等相关基地加班加点，在不影响其他武器装备生产的情况下，终于赶在大军出发前完成了无后座力炮及炮弹的生产，并及时送到了凤州的北路军秘密大营。
东路军以开国伯、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右金吾卫上将军、宣大镇总兵官程飞为主帅，以开国子、殿前司水军副都指挥使、右武卫上将军辛飞宇为副帅，自归州溯江西上——程飞宣大镇总兵官的职责暂由自大沽港赶去的黄海代理。该军下辖“飞龙军”第一合成步兵师一部步兵第三团、第五合成步兵师主力（步兵第十三团、第十四团，师属炮兵团，师属骑兵团，后勤支援部队）、第一江防舰队主力（包括五艘实验型蒸汽动力战舰在内的各型战舰八十余艘），以及保安军四个团，共计近四万大军。
除了上述作战部队之外，后周朝廷还为两路大军配备了大量的役夫和运输船只，以保障两军粮草、军械等后勤物资的供应需要。此外，作为前期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大批情报部探员以及受到朝廷密令的商贾、旅客，利用各种方式深入后蜀各地打探消息、勘察地形，收集其城池数据、驻军情况，为大军征讨提供了大量详实、准确的情报，绘制了大量详实、准确的地图，使两军统帅可以按图索骥、有的放矢的展开军事行动——其中主动投效后周朝廷的赵彦韬亦出力颇多。
建隆五年阴历二月初三，唐潮、穆特尔所部北路军进入后蜀境内，三日内连克乾渠渡、万仞、燕子等寨，大军前锋直逼兴州城下。同一日，周军大军汹汹而来的消息传到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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