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就是强征劳役，依照我朝规定，官员不能擅自征发劳役，这需要朝廷的批文，但是关于河北河防工事，朝廷是下达了政令，只是政令上，并未写明一个具体数目，也不好判断是否存有强征。
唯一值得商榷的是，也就是强征民田，拆除民屋。”
张斐问道：“这有明文规定吗？”
富弼道：“据老拙所知，以前有几个征用民田、民屋的例子。
在大中祥符七年，朝廷修建恭谢天地坛，占用十八户民田，之后真宗皇帝下诏，给予这十八户百姓补偿，不但照市价赔偿，而且还多补三百余贯，每户可多拿十六余贯。
而在天圣元年修建永定陵，占用杜彦珪田十八顷，估价总共需要700贯。仁宗皇帝下诏增加为1000贯。”
虽说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北宋的特殊国情，导致私有制思想还是比较强烈的，可能北宋皇帝自己都不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而历史上第一部拆迁法案，还就是宋神宗在元丰年颁布的，但古代你不能被这种法案迷惑，执行才是关键。
富弼似乎又想起什么来，又继续言道：“哦，其中还有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也就是在庆历元年，当时我朝正在与西夏作战，朝廷担忧边境战士因修建防御工事，而毁坏民屋，激起民怨，故由中书省起草诏令，规定不得因修建防御工事，而强拆民屋。
而在第二年范文正公在西线巡视，经邠州时，遇到百姓拦路告状，说是‘官中修营，占却园地，拆了屋舍’，范文正公当时就引用这条规定，要求官府立刻给予百姓补偿。
不过在补偿的过程中，也是一波三折，原本范文正公是要求官府赔地赔屋给百姓，但由于官府无空闲之地，于是又折价赔钱，可是，由于当地转运司也有相关规定，应该是赔地给百姓，但又无人告知转运司，官府无地可赔，可官府又根据此规，向百姓要回赔付的钱财。
范文正公得知此事后，责令官府立刻退还所有已经赔付的钱财，至此，此事才了。”
司马光听罢，欣喜之余，又是一拍大腿，懊恼道：“我怎将这些给忘了。虽无条例，但有判例啊！”
王安石、吕惠卿则是紧锁眉头，就连程昉都变得惶恐不安。
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
之前那些供词，只是道出程昉滥用民力，但无法令可循，但富弼拿出法规和判例。
输了呀！
张斐问道：“富公可还记得当初中书省这条规定？”
富弼点点头，背诵道：“陕西军州如有因修展城郭、仓库、草场、营房等，但系侵占人户地土去处，并令将系官空闲地，许人户请愿指射，官司给还。若无地土，即取索本主元买契，比类邻近地段买置价例，支还本钱。”
非常详细，先赔偿土地，并且户主指定的地段，不能拿荒郊野外的地段来赔，若无土地，必须以近邻地段的比价，以钱币偿还。
张斐又问道：“这条政令，是有写明陕西军州？”
富弼眼中闪过一抹赞色，点头道：“是的。”
张斐又问道：“富公所言真宗朝和仁宗朝时期的补偿例子，是真宗皇帝和仁宗皇帝亲自下诏对民户进行赔偿吗？”
富弼点点头道：“是的。”
张斐问道：“富公认为，河北诸州应该遵循此例吗？”
“不能。”
富弼摇摇头道：“我举此三例，就是想证明一点，朝廷在这方面，其实并无明文律法。否则的话，又何须皇帝下诏，又何须中书令下达规定，且也只是指明陕西军州。”
这个两级反转，令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
但回过头来一想，好像又很有道理，如果有法律规定，那还需要皇帝下令，依法行事就行。
尤其是范仲淹这个例子，指明是陕西军州，为得也是怕激起民怨，耽误战事，也就是说这不涉及其它地方，甚至可以说明，没有相关法律，要有的话，中书省何必多此一举。
王安石、吕惠卿、程昉是长出一口气。
吓死人了！
张斐又问道：“先帝尚且给予百姓赔偿，官府不应遵循其例吗？”
富弼道：“遵循固然没错，不遵循，圣上亦可治其罪，且下令补偿百姓，但张检控问得是司法，司法上确实是难以判定。”
张斐又问道：“难道司法上，是允许强征民屋的吗？”
富弼道：“《宋刑统》只是规定官员不得强取民屋民田，但如果是官府所为，并且有朝廷的政令，这就很难去问责。
不过事情当然不能这么做，这是不合理的，既然破坏他人房屋、田地，朝廷就应该给予补偿，此乃理所当然之事。”
张斐道：“既然是理所当然之事，为何没有相关法律？”
富弼思索一番，回答道：“依老拙之见，即便对此立法，可能情况也并不会得到太多改善，就如范文正公的例子，在陕西军州是有明文规定的，但这种情况仍旧发生，若不是遇到范文正公，且再三查访，只怕百姓也得不到赔偿。
因为之前是政法一体，执行政令者也就是执法令者，他拆屋民屋，自然不会认为自己在违法。而且，也有可能真的会延误河防工事，甚至于战事。
如王提刑所言，那么大的工事，不出一点纰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因这些纰漏而临阵换帅，甚至导致河防工事停滞不前，损失将会更为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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