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士家与交州刺史双方的支持，再加上郭斌所出的极为诱人的船资，无论是租用船只还是砍伐收购甘蔗的工作进行得都极为顺利。不过三两日，第一批北上的三十条船便已然装船准备出发了。
关于庄园和码头选址的事情，郭斌自然早便与朱符和士燮二人打过招呼，对于他竟然选择了香山岛，两家虽意外，却也是极乐意的。王越甚至还极好心地与郭斌说了香山岛上的情况，那岛上多是南越族人聚居，汉人是极少的，他提醒郭斌想要在岛上建设码头和庄园，少不得要与这些人打交道。
对于王越的提醒，郭斌虽极承情，却没有改变决定的意思。其实对于士家与朱符来说，郭斌这码头若是要建在番禺城外附近，虽是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却也是麻烦多多。他们两家作为地主，既然与伏龙山庄有了合作关系，在建设中少不得要提供各种支持。不是说他们小气，舍不得一点儿财物，而是这番禺城内外，多有南越人杂居，双方若是因为风俗习惯的差异而引起什么矛盾，这两家都极难做。
因为交州汉人本便不甚多，番禺城内外居住的南越人倒是占了一半还多，因此无论是士家还是朱符，与南越人的联系都是极深的。若是郭斌的人与南越人就在眼皮子底下起了冲突，从而引发两族之间的矛盾，朱符这父母官到底是该向着谁？南越人也是他治下的子民不是？士家该向着谁？士家在交州所以能有如此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若是没有南越人的支持，也是断难做到的。若是郭斌在番禺城外便与越人闹翻了，则势必导致番禺城中越人大乱，这近在眼皮子底下的乱局，无论是朱符还是士家，那是管也不行，不管也不行。两头为难，很是不好做啊。
而若是在香山岛上的话，眼不见心不烦，到时候出了问题头疼的便不是他们了。郭斌若是处理不好与岛上越人的关系，闹起了矛盾，无论是士家还是朱符都没有了非管不可的理由，也是他们极乐意看到的。毕竟离得远，又有水路相隔，事情闹得再大也只是在那小岛上罢了，影响不到番禺城的稳定。而到时候，无论是郭斌还是南越人部落，反而都要来求着两家调节矛盾。
不要看在购买甘蔗一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预计进行长期而较稳定的合作，可即便是自己人也存在谁是主、谁为辅的问题，更何况是有经济合作的双方？在士家与朱符看来，伏龙山庄只要有对源源不断的甘蔗供应的需求，不断给交州送钱来就够了，最好不要惹麻烦，也不要有其他的政治诉求。
因此，将郭斌的人禁锢在小小的香山岛上，是最省心省力的法子。到时候他们初来乍到，一旦有什么困难，当然要来求士家或是朱符了，届时双方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自然而然地便有了定论。
况且伏龙山庄也会派遣部队南下，这是郭斌早就与士燮、朱符、王越说好了的。这部队虽说只是为了护卫庄院，可若是放在番禺城外，那就是干戈倒执。士家与刺史朱符本就关系微妙，双方一旦有起事来，郭斌的部队定然会掺和其中。这不是郭斌愿不愿意的问题，只要有这股力量存在，双方在计算力量对比和筹谋计策的时候，便不得不将这股力量计算在内。以郭斌南下占城擒拿林邑国王的爽利劲儿，再结合他在中原的赫赫声威，便不难推算他麾下军兵的战斗力。
因此，放任郭斌在番禺城外建设庄园，便仿佛是在卧榻之侧放了一把刀，刀柄还握在别人手中。这种充满极大不确定性的事情，正是任何从政之人天生便极为抵触的，在如今的组织形式下，凡是大权在握之人，所追求的都是一切皆在掌握之中的极端确定性。比如做皇帝的，想要的就是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惜死，每个人都兢兢业业为自己打工。做大臣的，想要的就是下属的绝对服从，是老百姓按时、按量、按照规定上缴赋税，即便出现灾荒，最好也要安安稳稳地坐在家中等死，千万不要作乱。
春秋时期，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正是想要努力追求这种确定性吗？
因此，将伏龙山庄的士兵放在香山岛上，极方便监控，只要出现什么风吹草动便可及时得到风声。而番禺城中便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情，郭斌的人想要插手的话，那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等赶到了也就尘埃落定了。
码头和种植园选址的事情，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三方各有思量，又各怀鬼胎，在这事上意见倒是极为统一。
在第五日上，郭斌一行人便带着各自的座驾登上了士燮专门征调过来供他乘坐的楼船上。那楼船也是旗舰，就这样在士家子弟的驾驶下带着一溜儿装满甘蔗的运输船沿着海岸线向北去了。后面的海船都是士家和朱符征调而来可以在近海行驶的船只，郭斌付了可观的租金后便由其船上原来的水手和船长们各自驾着跟在旗舰后面。这些人都是在交州有家有口，极为妥当之人，又是通过士家与交州刺史这样的庞然大物招来的，想来不会出现驾着满满一船甘蔗逃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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