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贸易，双方便是联结在一起的合作关系，既然是合作，双方的影响自然便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塞外三城在对塞外骑马民族的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骑马民族对于塞外三城乃至中原地区的经济，何尝不会产生反向制约的作用呢？
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的邻居很穷，心中忐忑不安的应该是我们还是我们的邻居呢？在郭斌原来历史时空的明朝前期，东北方有一个民族被称作女真人，这就是满洲的前身。这个时候的女真人生产极为落后，也基本谈不上什么成型的社会组织，他们的生活既有渔猎，也有放牧，还有农耕。然而，这种生产生活的复杂性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这表明他们无法依靠单一的生产方式养活自己。而究其原因，便因为东北地区是苦寒之地，既是苦寒之地，动植物生长周期就长，无论是种植农作物还是打猎，其收成便都是极有限的。
因为有这么一个穷邻居，时时刻刻有被抢劫的担忧，因此明朝政府自也是急在心上啊。在向女真人推广农业技术失败后，明成祖朱棣便最终想了一个办法，那便是开设榷场，双方进行贸易。于是就在辽宁抚顺一带开设了“开原马市”，用中原的粮米盐酱等生活必需品与女真人交换如人参、木耳、兽皮等各种土特产。
就这样，一个双方获益的贸易模式最终形成了。从此以后，女真人便不再从事农耕，而是专注于捕猎和采集。在他们看来，与其累死累活地种那点儿没有保障的庄稼，还不如采点儿松茸，搞点儿貂皮去跟明朝人交易来得划算。于是，女真人的生活稳定下来之后，明朝东北边疆的安全问题也随之得到了解决。
然而，随着双方贸易的加深，女真人经济对于明朝的依赖性日益加深，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原本分散居住在中国东北三省甚至更北地区的女真人，纷纷放弃原本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方式，渐渐集中居住到了马市贸易路线的周围，开始了逐利而居的生活。
聚族而居，各种矛盾与摩擦便不可避免，为了维持关外的稳定，明朝政府便采取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最省力也最节约成本的做法，那便是扶持代理人。朝廷赋予忠顺的部落酋长一定权力，责令他们维持关外的秩序。
这种方式在当时的状况下，按说也是妥当的。古代的中国政府，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要搂在怀里的，在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政治手段是高明的政治家才能掌握的技能。像东北塞外苦寒之地，当时的中原老百姓有几个愿意去的？因此依靠类似于藩属国的政治手段，用很小的代价便可以间接地将化外之地掌控在手中。藩属国制度是中国古人一项极聪明的外交创新，具体如何聪明，此处便略过不言了。
然而，明朝末年小冰期的来临，导致气候异常与旱灾爆发，中原各地粮食歉收，李自成的老家陕西，在1622年到1629年，八年大旱，没有下过一场雨，整个延安府甚至到了“人相食”的程度。
中原都没有粮食，开原马市交换粮食的贸易活动自然也进行不下去了，再加上塞外本便是苦寒之所，人参、松茸又不能填饱肚子，集中在开原马市这一小片区域中的女真人依靠捕猎与采集，生活自然便难以为继，失去了自给自足能力的女真人便在一位雄才大略的酋长的带领下踏上了南下之路。这是公元1608年，女真人的首领叫做努尔哈赤，他拿着卖不出去的人参，带着五千人马来抚顺武装要钱。不给钱就要打仗，这也是女真和明朝武装对峙的开始，他们做的事情，在历史上被称为“挟参索值”。
可见，贸易不仅能带来和平，也能带来战争。
然而，郭斌在塞外三城贸易一事上却一直极为谨慎，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双方贸易的货物组成。鲜卑部落所出卖的，是羊毛制成的毛毡，是多余的牛、羊、马匹，是奶制品，这些物品还是依托鲜卑人原来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中原王朝所出卖的，是丝绸、绢帛、美酒、香皂、新型的建筑、新的服饰，却没有像粮食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可以看出来，双方的贸易虽然存在互补关系，却绝没有到相互依存的程度，没有了中原的丝绸、绢帛、美酒等物，草原人还是可以依靠游牧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其所要提供的奶制品、羊毛制品、牲畜等物，正是游牧生活中所产出的。
因此，塞外三城作为连通中原与塞外商路的枢纽，其所交易的货物只是各自生产生活中的剩余产品，即便有朝一日这条贸易路线断了，些许影响虽不可避免，他们各自却也能够养活自己，而断不至于因此引发大规模的战争。这是郭斌在如今的地位下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手段了，因为即便是他也无法完全确定中原大地上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会携带着怎样狂暴的力量，他也无法预测几年之后中原的战乱会不会造成商路的断绝。
为了不在中原地区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再将北方的骑马民族引进来，造成更大的混乱，郭斌只能小心翼翼地、极有限地发展双边贸易，为颍川郡在中原大乱中更好地占据优势地位尽最大的努力。因为在中原大乱之中，塞外草原上的战马永远都是昂贵而作用巨大的战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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