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钧是冀州中山人，向有忠直之名，本月上旬，他上书言：“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天子把他的奏章出示给张让等看，张让等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天子见他们这般可怜之态，便怒骂张钧：“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张钧复重上，犹如前章，辄寝不报。为了搜捕张角党羽，朝廷下诏书令廷尉、侍御史考朝臣中学太平道的，御史承张让、赵忠等的意思，遂诬奏张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
杨赐是太尉，吕强是中常侍，向栩是侍郎，张钧是郎中，不是身高权重就是位在清贵，而在多半个月中，皆因阉宦之故或被免职，或者身死。
听这个朝臣说完，皇甫嵩、朱俊相顾无言，刚才的大怒、悲愤、苍凉种种之感渐渐尽皆淡去，皇甫嵩长叹一声，心道：“朝政如此，时局如此，为人臣子者还能怎样呢？尽心竭力，韬光养晦罢了。”尽心竭力是为国尽忠，韬光养晦是保全性命。
皇甫嵩说道：“适才你说王公怎么？”
刚才这个朝臣提到了王允，不过当时只说了一句：“王公做了一桩大事。”没有细说，接着就说起了杨赐、吕强等人之事。皇甫嵩此时重拾话头，这个朝臣说道：“怎么？两位将军不知么？两位将军大破颍川黄巾，缴获如山，王公在其中发现了张让宾客与黄巾贼的书疏，张让与黄巾贼有交通，因上奏天子，具发其奸。”
皇甫嵩、朱俊对视了一眼。在黄巾军的缴获中发现张让宾客与黄巾军的书疏，这件事他俩知道，并且还是他俩告诉的王允。王允当时就说他要将此事上奏天子，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做了。大约是因知阉宦势大，为不牵累皇甫嵩、朱俊，在这道奏折中，王允没有提皇甫嵩和朱俊，也没有提他的两个别驾荀爽和孔融，只落款了他自己的名字。
皇甫嵩敬佩王允的胆气，想到杨赐、吕强、向栩、张钧等人的下场，又不觉为王允担心，问这个朝臣：“王公的奏章上后，朝中是如何说的？天子可治张让的罪了么？”这个朝臣冷笑说道：“天子拿着王公的奏章，怒责张让，张让叩头陈谢，做可怜之状，而竟不能罪之。”
朱俊失色说道：“张让既不获罪，那王公、那王公……，那王公岂不是危矣！”
这个朝臣亦是忧心，说道：“我离京时，听人传说，张让因此怀协愤怨，只是他与黄巾贼交通证据确凿，一时却也奈何不了王公。只是，以他的阴毒记恨，现在虽无奈王公，以后却说不定了。”朱俊面孔涨的通红，紧握住腰上佩剑，长身跽坐，怒道：“恨不手刃此等奸贼！”
他发怒也没有用，朝廷诏书已下，令他与皇甫嵩分兵两路，击讨别郡黄巾。
只是，外有黄巾生乱，天下鼎沸，百姓流离，内之朝堂不靖，君子退位，阉宦当权，天子信用小人而忠良含冤愤懑，这大汉的天下又能支撑多久呢？
……
这个朝臣带来的这几个新闻不胫而走，很快全军的校尉、司马就都知道了。
诸人反应不一，有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更加谨言慎行，有的则耀武扬威，——军中的这些军官里不但有士族子弟，也是有阉宦子弟的。
孙坚听闻后，私下里大骂了几句，没别的什么过激反应。
傅燮素痛恨阉宦，知闻之后，难掩愤怒，当即修疏一封，送去朝中。
在这道上疏中，他言辞激烈，说道：“臣闻天下之祸，不由於外，皆兴於内。……，今张角起於赵、魏，黄巾乱於六州。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辞伐罪，转战颍汝，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枭夷，黄巾变服，臣之所忧，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云云。
“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这才是天下之所忧。这个观点荀贞非常赞成，然而他不是杨赐、傅燮这样的人，所以对此也只是赞成罢了，在闻的杨赐、王允等人之事后，他表面上没有任何反应，退回帐中，却不免长吁短叹，为之慨叹、生忧。
他想道：“天子虽开党/禁，显然是迫不得已，他亲信的仍是宦官。杨赐、吕强、向栩、张钧固然忠直刚烈，可惜却没能看清时势，……，不，也许他们看清了，向栩、张钧倒也罢了，杨赐、吕强都是在宦海中沉浮多年，岂会不识时务？可是他们仍却上书弹劾阉宦，不畏一己之死。唉，不避诛责，直言谏诤，真英雄也。”
杨赐、吕强是英雄，他自问自己不是，想起张直之事，他心头咯噔一跳，想道：“张让暂时奈何不了王允，却不知会不会迁怒於我？”有点担忧，不过细想下来，有了王允在前边，他这个小虾米也许张让还看不上，但也说不好。思来想去，颇是忐忑。
荀贞不是个瞻前顾后之人，虽然忐忑，可是事情已经做下，而且当时他也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至多亡命江湖，躲上几年就是，所以当皇甫嵩的将令下来时，他也就将此事抛之脑后，重把注意力放在了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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