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佰光的综治办其实就设在市政府内，王三苟这个市办总务科长上任之后，按照办公厅的发布的《政府机关总务行政工作管理条例》，把个原本闹哄哄人来人往的市政府规范化系统化起来。刘三要找外面的土着人员谈话也不能随便找人去叫就行了，必需先填具“传唤单”，然后由总务科派人去传唤。
刘这会天色已经擦黑，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上下班的概念。所有机关都是24小时工作，随时有人值班，刘三的单子一送到总务科，王三苟马上开出夜间通行证，派几个留用的门丁按名单去找人。
这几个医官原本都已经睡下，闻听新任的元老院典医传唤，赶紧起来穿袍着鞋，由门丁引路赶来了。刘三的晚饭还没吃完，四位医官已经在屋外等候了。
刘三从窗户里望出去，见这几位在院子里毕恭毕敬的等候着。他们按照本时空标准都是老人了，有一位更是须发皆白，便不好意思叫他们在屋外久等，叫勤务员把他们先让进来――因为他算是部委派遣的方面大员，所以占用了一个小院落的正房。正房的明间便做了会客厅兼会议室。
刘三端着饭盒从里间出来，四个医官齐齐站立，便要跪下行庭参大礼，刘三赶紧道：“不必，不必，都请坐下吧。”
医官们见这大宋典医不但穿得差，连吃饭也和贩夫走卒一般无二，直接端着个“饭碗”――还是铁皮的方盒子在吃，不觉有些鄙夷。但是他们前几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知道这位“典医”学识渊博，医论脉案药性无一不精，所以不敢小看。谢了座位坐下。
他们心中都很忐忑，一朝天子一朝臣。“医学”的医官不需要吏部除授，就是个“未入流”，别说改朝换代，就是换个县令也可以随时叫他们滚蛋。所以每到县令知府换人的时候，他们都要上下钻营行贿，以图保住自己的位置。
一旦失业，没有医官这个光环，当个普通的摇铃医，日子可就万般艰难了。虽说名医收入不算低，但是一般的郎中都是仅能维持温饱生计而已。他们自度还是够不上“名医”的水平的。
刘三第一次接见他们的时候，医官们便凑钱送了一份“公礼”，亦有六十两之数。不过刘三的婉言谢绝却让他们摸不清这位典医的心思――特别有人私下馈赠的礼物也被拒收之后，大家愈发觉得他高深莫测了。
天都黑了，却突然召见他们，这到底是打得什么算盘？
刘三将饭盒放下，说道：
“你们几位都是广州城里的老医官了，平日里接触的病人不少，官府里兴办医药的事情也是你们主持襄助。我初来乍到，地方上的情况知道不多，还要向你们多请教。”
几个医官赶紧站起来连声说不敢，只请刘三“垂询”。
“你们不要客气。咱们都是当医生的，救死扶伤是本分。”刘三很是诚恳的说道，“不要想着上下之分。你们几位先说说广州的疫病情况吧。”
刘三要询问的，主要是春秋季节的各种“时疫”和行医时候的地方常见病。
卫生部门对中古大城市的卫生防疫是有很大的顾虑的。原因很简单，这个时空没有任何防疫免疫措施，各种病原体的传播十分猖獗。日渐发达的远程贸易又将许多地方性传染病的传播到各地。
卫生口这几年来办净化营遇到各种传染病种类之多，来源地域之广，让大夫们都吃惊不小。几乎所有教科书上罗列的传染病他们都遇到过：天花、麻疹、痢疾、伤寒、白喉、脑炎、登革热、霍乱、黑热病、猩红热、肝炎、结核病……在北方移民中还检出过令人闻风色变的鼠疫，为此在高雄烧毁过不止一次检疫营的木棚。明代传入不久的梅毒在移民中也被检出过，甚至有母婴传染的病例。结核病更是广泛存在。
元老院通过隔离检疫这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工具，基本上做到了将各种烈性传染病拒之门外。但是到了广州事情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广州是个地处大陆，四面开放的城市，很难控制人口的流动。这给疾病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条件。
卫生口原想通过大图书馆的史籍搜索来查询广州的传染病问题，但是不论是官修的地方志还是私人的笔记，对这类事情全都语甚不详。只简单的记载为“传疫”、“大疫”。除了死亡人数和持续时间外很少有详细资料。连症状描述都很少。从这些简陋的记载中根本看不出细节。
所以刘翔只有求助于本地医官了――之所以要问他们，是因为古代社会的下层民众，基本上不存在求医问药这样的事情，得病之后要么自己靠着抵抗力硬抗，要么求神拜佛弄包香灰，再好一点，也不过是药铺、善局施药的时候去拿些药自己吃。能请郎中来望闻问切的，起码也是有一定资产的人家。所以郎中大夫的面对的病患面是极狭窄的，遇到的病例没有普遍意义。
而医官是“公立医疗机构”人员，地方上的瘟疫、时症不管是防治还是善后，县“医学”都要出面，县里的各种慈善机构收容的人员患病诊治也是他们负责。比起一般的郎中大夫来说了解的更为全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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