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元老院占据了广东，多了几百万人口资源，再不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刘翔前脚进了广州，后脚民政口和总参政治处就联合发了一个关于军人和干部婚姻问题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是指导意见，要怎么实施还是个问题。刘翔刚进城，百废待兴，加上大案要案一桩接着一桩，哪里还顾得上给下属找老婆的事情，一来二去就把这事给撂下了。
没想到这位恩平县的县主任居然主动呈文，管起一件和他不怎么相干的事情来了。
自古以来找老婆就得花钱，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婚姻是一桩生意的核心内容始终没有改变。在17世纪的中国，娶老婆比后面的时代表达的更为赤裸裸些，那就是买卖关系。
元老院虽然治下多了几百万人口，但是总体来看，女性并不见得比男性更多。社会总体上还是适龄女性远低于适龄男性，女子结婚的“身价”自然也低不了。更何况结婚组织家庭相当于一家新企业开张，要有房子，要置办起码的生活用品……这些都离不开“钱”字。
刘元老和杜易斌怎么去找合适的女性，他管不着也懒得管，不过这开销却是实实在在的。这笔钱自然不能从市财政里拨款――刘翔也拿不出来，所以最终这个皮球踢到了财税口，最终五道口拍板，呈请元老院同意，从“办公厅特别费”里开销。
“办公厅特别费”顾名思义，就是办公厅掌握的，用于元老各项私人活动和生活服务开销的预算项目，费用的来源是元老基金会的收益。
用这笔钱办理归化民干部的婚姻大事，不但可以节省正常的财政开支，还能起收买人心的作用。也算是安抚了一批鼓吹“军队私有”的元老――虽然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好歹也是元老的名义。
王企益自然不会反对，不过具体如何支出，还是要他们这个财税局来经管的。
“你告诉艾局长，具体的预算单我看过了――太粗了。得打回去重做。”王企益说。大多数元老不知道该怎么做预算，递上了预算项目都失之于粗疏。在王局长看来这是很不可取的。
“规矩虽然麻烦，也得一步步做起来。”
预算打了回票，给归化民找老婆的事情却还照常进行。最热心这件事的元老杜易斌此刻正好从恩平回广州来办事，准备乘着这段空档来个轰轰烈烈的相亲大会，再搞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婚礼，预算被打回来并没有熄灭他的“事业心”，依然抓紧有限的时间在广州城内外奔波――“找女人”。
这位杜元老关心归化民婚姻的工作在攻占广州前就开始了。他原本在元老院是颇为古怪的存在，他的岗位在农业口，具体是搞养殖的，只不过他养殖的动物里最多的是大家都不大理解的东西“穿山甲”。
虽然在21世纪，穿山甲已经被爱好野味的人吃得基本上从野外绝迹了，不过在17世纪的大明，显然它们的数量还很多，而且它本身也没有多少的食用价值。杜易斌元老养殖穿山甲的原因据说是穿山甲的甲片是重要的中药材，所以这事算是得了刘三的肯定。
不过，他的养殖工作基本上还是被定性为“不务正业”，因为学得是计算机，所以又被额外分配到IT部门去工作，两头跑。
不论是养穿山甲还是修电脑，都和民政工作没什么关系，偏偏他就想起了这事。原因么，其实就是人力资源部门不愿意把健全劳工给他，他的穿山甲养殖场的唯一的全职工人是个伤残人员。平日里经常接触，聊天多了，自然也就明白了这些人的苦恼。
由此及彼，杜元老便开始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毕竟他是个21世纪的人。
按照杜元老的设想，最亟需解决婚姻问题的是伤残军人和工人。前者人数不算多，后者可就相当不少了――工业口的伤亡率比军队要高出几十个百分点来。因伤致残的工人为数众多。这些人虽说大多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基本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以他们的条件要结婚娶妻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从纯利益的角度来说，元老院没必要去关心这些人的婚姻问题――按照17世纪的道德水平，元老院给他们安排简单的工作，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就已经是大善人的水准了。再为他们娶亲，简直是多此一举。
“这件事我们不能从利益的角度看，说到底就和我们当初搞翠岗公墓，为阵亡士兵建立纪念碑是一个意思。人死了抛尸荒野和装在棺材里隆重下葬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葬礼和墓地，死人看不到也不知道。说到底还是给活人看得。”杜易斌在民政口的一次会议上如是说。
对伤残者的安置也是同理，虽然伤残的军人和工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价值，但是他们的处境会极大的影响那些正在服役和工作的普通人。
“可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人太多了，先解决伤残人员是不是……”
“我觉得他们会理解的，我们连‘无用’的伤残人员都为他们考虑了娶妻的事情，难道会不管他们的事情吗？”
这件事在民政口就算是“原则性通过”了，但是原则通过只是通过。“媳妇”从哪里找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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