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哲子提出这一个建议，并非偶发奇想，事实上在思考荆州问题的时候，他一直都有此类的打算。
江东这个政局，之所以一直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相当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军权的分割。荆扬对抗，荆徐对抗，以及荆江对抗，四大门阀交替执政，无论哪一家都没有能够获得一个完整的军权，危难时或可求同存异、相忍为国，可一旦北面的压力稍有松懈，斗争又会成为主旋律。
庾怿担心不能遵循常规途径出掌荆州，这担心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原因主要还不是才具不配或是人望不高，而是由于如今整个江东的军权分配本身便已经渐有失衡，颇具隐患。
淮南新建之镇异军突起，因为背后有着几乎整个吴人群体为后盾，源源不断提供着资粮械用，而且在去年那场大战中大放异彩，即便是短期内力量还有不足，但是成长性之高却让人不能忽视。
至于徐州，由于本身便不能凝结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且郗鉴在政治上的立场已经丢失，军事上更加渐有从属于淮南的趋向。所以如今的徐州，已经不再具备监视三吴的能力。
淮上大战之后，沈家在政治上屡奏凯歌，除了沈充父子都颇具人杰姿态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台内根本就没有了能够制衡、压制沈家的军权硬实力。这也是为什么沈哲子一定要在正式北伐作战之前解决掉江州王舒的最重要原因，只有如此，沈家在北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所取得的战果，才能最大程度转化为可以掌握的力量。
所以，未来荆州归于何人，便是决定未来江东时局走向的最重要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庾怿，哪怕是庾亮复生，只要不彻底和沈氏吴人一刀两断，都不可能获得台中公推出掌荆州。因为如今的荆州，已经成了能够制衡沈氏吴人的唯一希望所在！
沈哲子心里很清楚，如果按照台内决议的正式渠道，未来出掌荆州的必然会是与吴人关系不睦，乃至于仇视吴人的人家。只有这样，江东的政局才能再次恢复平衡，回到原有的轨道上来。
而沈哲子同样清楚的是，只要他还想获取北伐的主导权，就绝对不能容许此类情况发生，一定要让荆州成为友好一方。未来的江东，绝对不能再陷入内讧对耗的境地中。否则，淮上这一场大胜以及奴国大乱的绝佳良机，只会白白错失掉。
类似的局面，并不是没有。比如在原本历史上后来的淝水之战，虽然其后的北伐是取得一定成果，但是随着谢安发挥高风亮节的精神退出执政序列，终究没能彻底利用前秦崩溃的绝佳良机。
诚然从个人风骨而言，谢安其人是无可挑剔，但从政治层面而言，他的这一次退让可以说是间接造成了东晋朝廷的灭亡。当时的谢家，其实是有着整合荆扬军权的机会，因为淝水之战后不久桓家的掌门人桓冲便去世了，而谢家正是如日中天。但谢安终究没有摆脱“荆扬相衡，则天下平”的门阀执政思路，以三桓而治三州。
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诸胡纷争不休，北地流民大量南涌，边镇力量由此激增，继而酿生出司马家最后一次宗室弄权，太原王恭接连两次联络方镇起兵讨伐会稽王司马道子，而刘牢之这样战功赫赫的猛将也只能沦为斗争的筹码和牺牲品。桓玄起兵篡晋，同样是依靠当时雍州等地涌来的流民兵。
如今的南北形势，与淝水之战后不乏相似，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北地的动乱，流民的增加，北地各方镇必然会有一个实力增长期，所以一旦陷入内斗中，那么烈度也会极高，很有可能会有失控，致使后续的北伐计划再次中途夭折。
在这样的形势下，哪怕是利用非常手段，沈哲子也绝对不能容许荆州成为相恶的势力，要让江北几镇保持一致对外的基调。
当然，就算是通过正常途径，庾怿也是有可能出掌荆州的。毕竟如今豫州侨门渐有起色，而且庾家终究是皇太后母宗，庾怿出掌荆州，也是符合一定的政治逻辑，但前提是，庾怿必须要抛弃沈家这个旧日的盟友。
所以，沈哲子压根不给庾怿面对这个两难抉择的机会，直接提出武力夺取荆州。这样一个方案，无疑会增加庾怿本身需要面对的风险，所以关于这些，沈哲子也要跟庾怿讲清楚。
“陶公去位已定，荆州分陕之重，必然已入各家筹算之内，绝无容忍相让之情，短期未必能决。然则北地乱局已定，乃是各路王师勇进良机，若是荆州归属迟疑不决，边地形势须臾或将大变。非常时机，当行非常之策。若求速决，则必先下于城，而后内报于中。”
沈哲子首先讲了一下这么做的理由，庾怿听到这里后，也是不乏意动。
他本就是好为险谋之人，欠缺持重气度，否则当年也不至于为了阻止沈充作乱而自比于班定远，因此时誉不高。他也很清楚自己这一缺陷，想要获得台辅公认出掌荆州，机会实在渺茫，而且即便能成，也要耗时良多。
眼见庾怿张口欲言，沈哲子又说道：“此事干系重大，当中亦不乏风险。一则陶公虽然示好，但其人是否仍安于世，还在两可之间。荆州局面复杂，其中未必没有暗桩阴伏，若是陶公不在，小舅单身入镇，未免势单，难以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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