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恶意之下，就算你的理由说出花来，结果仍然没有人买账。
但是，怎么才能摘下帽子呢？
那就是，将死者胡晓明虚拟化，形象化。
把胡晓明的形象虚拟成孩子的天性。
并引起大家的共情。
是啊，所有的成年人都是从未成年人的阶段经历过来的。
说不定坐在键盘前正义凌然地将一顶顶“熊孩子”的帽子抛给他人的家伙们，小时候做出来的事情更加地不堪和难以回首呢。
然后，凭什么等你长大了，自己经历过了，就开始要求其他小孩子，安安当当，一日三餐，除了作业就是补习班，不能有一点孩子心性了？
张远照着这个思路，将精神抚慰金的部分的理由进行了补充。
至于事实部分，这个就不好说了。
总不能说死者的三姑六婆祖孙三代都很受伤，所以才要求这么高的抚慰金的吧。
于是，这一部分便被一笔带过了。
最后是公益性质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召回单车，解决车锁问题之后才能重新投放。
关于这一点，张远并没有多说。
想来本身就不是胡父胡母的关键要求。
而且车锁的质量也有相应的标准，这在之前说起被告管理过错、质量问题时就已经有所提及。
所以这时候，只要按照相应的质量标准和管理规则，将诉讼请求和规则联系在一起也就行了。
******
因为涉及到感性代理意见的描述，所以张远占据的时间比较久。
等到他终于念完自己准备好的代理意见，等了半天，没见法庭里出现丝毫的反应。
旁听席上，记者们在刷刷刷地记录着什么。
审判区，书记员还在快速地敲打着键盘。
审判席上，法官皱着眉，还在低头思考着。
而坐在张远对面的被告席上，代理人们也低着头紧张地涂涂画画。
张远知道，这是他们在根据自己刚刚的代理意见，紧张地修改着之前已经准备好的代理词。
这样的安静持续了将近一分钟。
反应过来的法官这才用轻声的咳嗽提醒了一下现场：
“下面请被告发表你们的代理意见。”
“好的，法官。”
两位律师中，更年轻一些的沈飞整了整自己的状态，开始结合新改的内容，发表他们的意见，
“基于本案的事实以及原告的代理意见，被告认为，本案中，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没有向原告承担损害赔偿的义务。
首先是被告对于共享单车的管理问题。
虽然被告运营的产品叫做共享单车，但其实，它就是普通的自行车。
所以对于共享单车的管理，我们也应当以普通人的认知为标准进行要求。
不论是私人的自行车也好，还是共享单车也好。
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自用，一个是以短时出租的形式对外经营。
但他们的本质不变，都属于私人财产。
作为私人财产，我们知道普通的自行车停放在公共区域，任何人都不能代为处置。
那么共享单车也一样。
作为运营公司，也即被告公司的私有财产，当它被停放在公共区域的时候，如果不经被告同意以及和被告产生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自然，也是任何人都不能代为处置。
而且，不能动用他人的东西这是最普通的共识和常识。
那么在本案中，死者就是放弃了这种共识，以非法的手段处置了被告的私有财产，这是死者的，而不是被告的过错。
被告没有过错，自然也就没有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
其次是车锁的质量问题。
刚才原告代理人所谓被告的车锁存在质量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们想要说的是，原告所引用的规则和标准，那是对单独、孤立的自行车锁的规则和标准。
在本案中，共享单车的车锁是共享单车的组成部分，它所起的关键作用，并不是为了限制他人和预防盗窃。
而是和被告旗下的共享单车app相协调，通过密码发放，车锁解锁等一系列的动作，完成被告与使用人之间的临时租赁合同的签订和生效。
所以，被告所依据的标准和规则，在本案中是不适用的。
共享单车的车锁虽然名为锁具，但实际上，他是是双方形成合同关系的媒介和手段。
其二，是精神抚慰金的问题。
因为在本案中，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
而侵权责任的承担是以过错为前提，以无过错为例外。
在无过错的例外中，本案的事实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例外。
所以，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并支付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明显是于理无据的。
更何况，七百万的精神抚慰金，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原告提出这种高额的诉讼请求，显然是滥用诉权的一种表现。
其三，是召回车辆，改进车锁的问题。
之前说了，车锁只是促成合同的手段。
那么，在被告并不存在过错，且车辆也不存在问题的前提下，原告却要求被告召回全部共享单车。
这要求，明显是过分的，也和其他诉讼请求一样，于理无据，于法无据的。”
“另外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贾冰在沈飞说完之后，也立即开口，
“案件的审理，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
什么叫做以事实为依据呢？
那就是所有的事实，包括案件参与方在庭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当有相应的证据作为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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