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陶然站在琳琅满目的蛋糕柜台前踟蹰着，拿不定主意该买浇满覆盆子果酱的鲜奶油蛋糕，还是最简单的黄油大理石。
服务生热情地奉上试吃小份，她贪心地每样尝了点，很享受地微微眯起眼咂嘴，那是来自于甜食的幸福感。
“麻烦你给我一个八寸的覆盆子鲜奶蛋糕，其他的两种再每样来一个小份，谢谢。”
其实她更喜欢另外那两款简单的蛋糕，有果仁浓香或者黄油醇厚的层次感，对她来说真的足够了。
上周春运正式开始，她在江临市的机场火车站和各大客运站之前跑春运专题，为了鲜活的资料和数据，起早贪黑地采访拍照，只差跟回乡大军一道通宵达旦地守在那儿了。回家还得写稿、润色，连着两晚没怎么合眼睡个好觉，五感迟钝，吃了些什么、是什么滋味完全没留下印象，直到过稿之后昏天黑地的睡了一觉起来，才觉得好像又重生为人，胃口跟着觉醒，越简单的食物越容易满足。
知女莫若母，妈妈知道她身为记者工作太忙，连过生日也没打电话给她，只发短信说在柳宅庆祝过了，十分难忘开心。
其实未必真的庆祝过。她妈妈一辈子谨小慎微，追求低调，自己的事从不大操大办，尤其是带着她嫁进了柳家的门，大概始终觉得改嫁是不值得张扬的，又拖着个世俗口中所说的“拖油瓶”，为了维持一个家族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更是放低姿态到尘埃里，完全不是那种指高气昂的阔太太。
所谓庆祝生日，多半就是在家里餐桌上多加了几个菜，吃了一顿略为丰盛的晚餐罢了。
而近几年陶然工作很忙，一再错过妈妈的生日，只能事后再一起补过。她尊重妈妈的低调行事，但也不想看她委屈自己，所以补过生日多数时候就母女两个人，除了生日礼物，蛋糕也是一定要有的，许了愿望之后，再一鼓作气吹蜡烛。
“妈妈老了，我们陶子又长大一岁。”明明是过生日，快乐却好像全部来自于这个作女儿的。
妈妈比她更爱吃甜食，有鲜亮的果酱点缀着，蛋糕看起来带了几分隆重和热闹，作生日蛋糕最好不过，她应该会很喜欢。
柳陶然吮掉指头上混了百利甜酒的鲜奶油，兴冲冲地拿出钱包付账。
为妈妈花钱，比为自己花钱更快乐。
服务生笑容可掬地将包装精美的蛋糕递给她，忽的变了脸色，扬高声调喊，“喂，你们干什么呀？还有客人在呢！”
柳陶然回头看向门口，竟然有人把蛋糕店的两扇玻璃门关起来，从外面落了锁。
她一凛，赶忙跑到门边朝外喊，“快开门，有话好好说啊！我只是来买东西的顾客，快放我出去！”
门外的人不予理睬，一脸淡漠，衣着却过于朴素，眼角眉梢和一双大手净是体力劳动者特有的沧桑和霜尘。
这样的人站了七八个，除了无奈还有愤愤不平的情绪。柳陶然出于职业敏感，回到柜台前问服务生，“他们是什么人？是农民工吗？”
“嗯，是啊，来要工钱的，这已经第三天了，说是今天拿不到钱就不走。”
果然不出所料，这蛋糕店刚开张不久，口味和服务都极好，店内外崭新的装潢也高端别致，现在看来必定是装修款还没有付给工人们。
农民工辛苦一整年，到年底拿不到工钱回家过年，自然要上门讨薪的，等不到有话事权的人出面，只能出此下策把店给锁了。
店里的服务生也不过是拿份工资为人打工而已，只是赶巧把她这个客人也一道给锁在里面了，而且中午生意冷清，就她一个客人。
其他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单纯觉得倒霉，可柳陶然是跑社会法治新闻的记者，年底这个时候亲历农民工讨薪的事件，正好踩到了她的职业兴奋点。
她放下蛋糕，拿出手机给报社编辑打电话，把自己的境况说给对方听，“……嗯，我被困在蛋糕店里，讨薪的人在门口围了一圈。这题材的稿子现在要吗？我能写好。”
编辑比她还激动，“要，当然要！这种亲身经历很难得，陶子你给我好好写，别忘了呼唤正能量，现在就要正能量！”
陶然还没挂电话，余光就瞥见了门外深色的制服剪影。
店里被困的店员报了警，辖区派出所值班的警官来的很快。
陶然赶紧从包里拿出随身带的相机，2.8的定焦光圈，还能当作录音笔来用。快门刚按了两张，正在问话的警官就机敏地回头看了过来。
深邃俊朗的轮廓，皮肤是健康的蜜色，留着墨黑的短发，身形高大却没有压迫感，深色的警服极为熨帖地穿在身上——就算是合体剪裁，也未必每个人都将职业化的衣裳穿得这样精神。
也许不关外形身材的事，是凛然的气场支撑着。
陶然跑法治新闻，公检法都认得不少人，这位不算有交情的，可是如此出众的人物，见过一次就很难忘掉。
陶然知道她的正能量来了，连忙贴在玻璃门上喊道，“姜队，姜队，我是晚报的记者柳陶然，麻烦你先放我出去！”
姜禹剑眉拧到一起，倒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身旁的农民工先上前几步，隔着门提高嗓门用乡音问柳陶然，“你说你是记者？啥报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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