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骑射的威力和射程也是有限度的，胡人一骑能够携带的箭只并不算多，在持续奔跑中一口气能射十多箭已经算是难得的勇士。马弓素来比步弓轻便，也更短射，再加上箭矢材料的限制，为了达到最大的杀伤效果，必须不断的接近敌人，更别说是面对弩机这种可怕的东西。
真要整成军队，遇上中原人携带足够弩弓的步军，也未必能讨得好去。因此就算那些部落南下，都是骚扰寇掠的多，毕竟漫长的边境，总是有可能找到渗透的薄弱点。
多数不会和边军正面冲突的，大部分战果，也是骚扰拖累，到对方士气崩溃，再冲破阵型，在追杀中取得的。遇到比较坚韧的部队，熬过了他们的劲头，就只能暂时退却，另找时机。
在远射、近战都没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他们能够依仗的，就是靠大量马匹形成的机动性，在草原相对宽广的纵深下，引诱分散敌人的队伍，然后寻找最薄弱的借点进行攻击，分割削弱之，然后包围其中最弱小的一部分，形成局部的压倒性优势，一点点将入侵者吃掉。
缺少防护的游牧骑兵，在冲锋陷阵中，也讲究的是靠马匹形成的强大冲击力，一击即中，不中则走，一旦被纠缠住，近战中就是彻底的杯具了。
如果敌人不上当，又难以下手，他们就会利用骑马的速度，龟缩进草原的深处，利用陌生的环境，恶劣的气候，乃至严酷的冬天，来削弱，驱赶走这些敌人。
在金吾军每年三季的扫荡中，就深有切身体会。
要说真正能够把骑射优势发挥到极致的，反而是那些归附中原后，用大唐的装备武装起来的城傍胡骑，或是那些专门挑选出来学习胡服骑射的中原骑兵，他们有足够脱产操练的时间，有精良的刀枪弓马甲具，有充足的后勤补给，有严整的纪律和阵型，这些都远不是那些靠季候迁徙狩猎来维持生计，一战败就四散溃逃的普通部族军队可以比拟的。
象平定安史之乱的朔方、河东、安西北庭各军中，带有类似色彩部队几乎比比皆是。哪怕是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中，虽然燕北各族的胡人几乎占了大半，但是能够成为战斗主力和精锐的，却几乎没有多少。
当然了，能够与他们相较长短的草原精锐，也不是没有，不过都集中在部落大姓的亲卫队里，毕竟以草原有限的人口和贫乏的资源，想要供养足够数量的脱产军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比中原人，也更加消耗不起。全民皆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褒义，也是一种贬义。
因此草原上的战争，也极富特色，没有足够的建筑材料和技术工匠，也没有多少可以凭据的城垒，一个木栅围起来的营地，就算是一个聚居点，部落贵族和有身份的部民组成骑兵，附民和奴隶是天然的步兵，就算打败了也很难彻底消灭对方，只能通过抢掠对方的牛羊人口，逐渐拉大实力对比的差距，最终使对方消亡。
部落组织是维系战斗力的保证，男子在前方作战，老弱妇孺在后方放牧生产，提供各种所需，一旦部落被彻底摧毁，部落军队就变成无根的飘萍，就算不去刻意剿灭，也会在草原残酷的竞争中逐渐衰败自然消亡。
我随又举了静边之战对阵奴刺联军的例子，总结起来只有简单的两句话：
以轻骑健马，先觉与敌，一鼓作气而取之；取不克，则以车师重垒，坚楯厚甲，后发制人。
其实这也多少沿袭了历史传统，本朝多马善骑，因此大唐历代开边的将帅，大都擅长运用骑兵偏师迂回的奔袭和闪击，往往那些胡族可汗们率领大部分健儿与前来讨伐的唐军周旋，随即就听到后方的王帐和妻子儿女等部众，被唐军悍将率领的轻骑千里奔袭掉，然后士气低落集体大崩溃的。
近期的例子，还有李光弼的河东军在鲜卑山与契丹大八部联盟的决战。
而说到龙武军最擅长的车垒战阵之法，其实也不是我的首创，只能算创新发展，最早可以上蒴到西晋，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太宗曰：“平突厥时用正兵，今言正兵，何也？”
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靖曰：“臣讨突厥，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也！”
不过当世之上，能将车阵和诸军中的配合运用，发挥到极致，也就龙军一家而已。其他人在技术、战术、物资基础上都多少有所欠缺。而车阵作战的效能和范围，依靠的一个是用来保持机动的足够畜力，一个是相应马步军将士的掩护。
从这一点说，卫公李靖和我的军略在许多地方，还真的很有有那么点共通之处，只是战术和效能，通过火器和各种改良的兵器，得到极大的拓展而已，难怪当初他们会牵强附会过去，差点就没让我改姓继承其家族名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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